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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以下访谈中，来自中国离散社群的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组织者与流亡中的伊朗活动家对话，讨论了2026年1月在伊朗发生的这场起义，并交流了各自抵抗不同形式威权主义的经验与观察。
\n\n在2025年1月8日伊朗当局实施全国通讯封锁 、并随后展开血腥镇压之后， 巴勒斯坦团结行动网络 (PSAN)与Roja的两位同志，以及伊朗运动组织者，莱拉·侯赛因·扎德（Leila Hossein Zadeh），进行了访谈与持续对话。在前所未有的全面通讯封锁之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安全部队对街头抗议者及普通民众实施了系统性的致命暴力，造成大规模死亡、逮捕与失踪。许多经历这一时期的人，将其视为一场针对整个社会发动的战争——一种不再区分“战时”与“和平时期”的状态。
\n\n\nPSAN是一个以声援巴勒斯坦解放斗争为宗旨、具有国际主义立场的离散华语社群组织。自当前这轮伊朗起义爆发以来，在西方左翼话语中，伊朗与巴勒斯坦日益被塑造成彼此对立的议题。这种在支持巴勒斯坦运动内部围绕伊朗持续的起义与镇压所产生的分裂，使我们深感不安。
\n\n作为在中国语境中成长起来的行动者，我们不断将Roja同志的经验与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处境相互对照。在讨论互联网封锁、街头组织实践、国家暴力的常态化，以及以“国家安全”之名掏空国际主义语言的过程时，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并非陌生处境，而是一整套由不同政权不断试验、共享并移植的治理逻辑。Roja的同志还提到，中国国家安全技术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用于镇压异议。这一点也与PSAN此前的调查 相呼应：这些技术不仅被用于“新疆”，也被部署在巴勒斯坦。因此，伊朗的经验也成为理解当代威权治理如何跨区域流通的重要一环，并成为我们之间共享的经验与记忆资源的一部分。
\n\n我们希望将这些经验分享给那些在极端环境中，依然试图理解、记录并继续行动的人们。我们相信——胜利终将属于那些抵抗的人。
\n\n注：这篇访谈进行于2026年1月23日，当时整个伊朗正处于断网的黑暗之中。
\n\nRoja (روژا) 是一个位于巴黎的左翼女权主义小组。该团体诞生于2022年9月吉娜（玛莎）·阿米尼遭遇女性谋杀事件之后，同时也伴随着“女性、生命、自由”（Jin, Jiyan, Azadi）起义的开始。该集体由来自伊朗不同政治与民族背景的行动者组成，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Roja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及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相连，也与巴黎当地的社会斗争以及包括声援巴勒斯坦在内的国际主义行动保持联系。“Roja”这一名称源自不同语言中若干词语的共鸣：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a意为“光明”与“白昼”；在马赞德兰语中，roja指“晨星”或“金星”，被认为是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
\n\n莱拉·侯赛因·扎德（Leila Hossein Zadeh）是伊朗当代社会运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女性人权捍卫者与运动组织者。2018年，她因参与学生运动，被德黑兰革命法院以“集会并串谋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判处五年监禁，并以“反国家宣传”为由另判一年。尽管部分刑期在上诉后有所减轻，但五年的刑期仍被保留，作为对其政治活动长期悬置的威慑。2024年11月，她在德黑兰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答辩，研究主题涉及少数民族议题，并在未佩戴头巾的情况下公开露面，随后再次被控“反国家宣传”及“未按伊斯兰教法规定佩戴头巾出现在公共场所”，并在未举行听证的情况下，被缺席判处一年监禁及高额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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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la Hossein Zadeh 出现在2026年1月17日于巴黎由 Roja Collective 组织的一场示威活动中。该示威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君主主义者，并表达对2026年1月伊朗革命性起义的声援。
\n全国性抗议已经持续25天以上了。你能否描述一下当地情况，尤其是组织层面的情况？在没有单一领导或中央指挥的情况下，人们是如何在1月8日实现动员的？自2017年以来的几轮抗议又是如何塑造这一组织过程的？
\n\nRoja: 这场起义并非孤立事件，而是2017年以来一系列群众抗议循环中的一环。每一轮抗议都比前一轮规模更广、对抗更激烈、发生也更频繁。其中的关键节点包括：2019年因油价上涨爆发并遭残酷镇压的“血腥十一月”；2021年反对水资源剥夺与生态掠夺的“干渴起义”；以及2022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的吉娜起义。2022年之所以成为运动的高峰，是因为它将反殖民、女性主义与平等主义的斗争汇聚在了一起。这一切的起点是吉娜·阿米尼之死——她是一位年轻的库尔德裔工人阶级女性。她的死亡跨越了社会与政治的隔阂，在不同群体中引发了广泛而深刻的共鸣。
\n\n莱拉: 当我们谈论“组织”时，需区分两个层面：街头行动层面的组织与政治层面的组织。
\n\n在街头层面，人们不断从以往的抗议中汲取经验，使得每一轮运动的对抗性持续升级。其中，以社区为基础的青年组织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在“女性、生命、自由”运动中。这些成员彼此熟识，生活在同一片区，拥有长期的社会交往基础。正是这种既有的社会信任，在起义大规模爆发时变得至关重要。
\n\n街头协调主要依赖互联网。若某社区发生事件，人们可迅速在线组织，其他人也能立即响应支援。面对安全部队的镇压，抗议者通过共享实时信息（例如通报警方使用的路段）进行配合，从而灵活分工：一部分人负责设置路障，另一部分人则继续街头行动。
\n\n在政治组织层面，由于数十年的高压镇压，伊朗境内几乎不存在成型的左翼组织。唯一的例外是“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1，但因历史原因，该组织始终处于边缘，缺乏广泛社会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运动中，一些亲君主制团体的影响力似乎在上升。它们持强烈的反左翼立场，将自己定位为1979年革命的对立面。这类组织资金充裕，据媒体报道，其资金来源与沙特、以色列等有关联。 例如，媒体曾披露, 伊朗国际电视台（Iran International）在成立初期曾获得来自沙特的约2.5亿美元启动资金。
\n\n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描述主要适用于伊朗的中心区域。在库尔德斯坦等边缘地区，组织形式则大为不同。这不仅源于长期的镇压，也源于这些地区长期积累的组织经验。街头对抗中使用的战术——如何应对警察、巴斯基民兵和革命卫队——往往只能来自那些每日直面国家暴力的边缘群体，尤其是从事非正规经济的劳动者。体力与身体经验在此具有特殊意义：直接进行身体对抗的能力，本身便是其阶级处境所塑造的主体性的一部分。
\n\n在街头组织中，有两类群体尤为关键。第一类是技术工人，尤其是修理工。他们掌握的工具和技能，在搭建路障和封锁线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例如，一些修理工使用平时修车的工具破坏街头的电力设施，从而制造出对镇压力量极为有效的障碍。
\n\n第二类主要是年轻人，通常在 18 到 25 岁之间，他们非常熟悉数字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破坏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是国家的“眼睛”。其中许多摄像头是从中国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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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oja: 从更广义的组织形式来看，这一轮起义主要呈现出三种形态：街头动员、大学组织，以及集市或商户罢市。
\n\n在互联网被切断的当天，超过 55 个城市的商户参与了罢市，甚至包括一些原本较为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群体。库尔德政党号召总罢工，库尔德斯坦地区所有商铺全部关闭。罢工还扩展到了西阿塞拜疆省，当地的库尔德语和土耳其语人群都参与其中。
\n\n在过去十年里，以工会为基础的组织——教师、工人、护士、卡车司机——多次发动抗议和罢工。一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是，如何让工会斗争的时间节奏，与街头起义的突然爆发相互衔接。唯一始终能够跟上街头动员节奏的群体，是大学生。学生几乎从不放过任何一次走上街头的机会。
\n\n与以往的运动相比，为什么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主义者在这次起义中似乎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尽管他们在地面上既缺乏广泛支持，也没有扎实的基层组织？
\n\n莱拉: 由于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对左翼的长期、系统性镇压，伊朗境内并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左翼革命组织。君主主义者在这次起义中看似占据上风，但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多数人，也不是因为他们在地面上的组织能力更强。
\n\n他们拥有资金和媒体，且主要媒体都设在国外。他们与外国建制保持着紧密联系，因此也具备在流亡中进行组织的条件。
\n\n伊朗国际电视台（Iran International）通过卫星电视进入了几乎每一个家庭，其专业程度甚至超过BBC波斯语频道。凭借这种媒体力量，他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人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内容。已有记录显示，一些口号被剪辑、呼喊声被替换，一个人喊出的君主主义口号被呈现为仿佛整个人群都在齐声呼喊。如果仔细观看这些视频，就会发现人们实际上在喊的是别的口号。
\n\n还有一段视频显示，德黑兰普纳克广场的库尔德人在跳舞，现场只有一个人在喊支持君主制的口号，但经过媒体处理，却营造出一种整个德黑兰都在支持巴列维的印象。
\n\nRoja: 在中心城市，尤其是德黑兰，确实更频繁地听到、也更容易看到君主主义口号。但在边缘和被边缘化的地区——例如库尔德斯坦、俾路支斯坦和胡齐斯坦——人们更多表现出犹豫，甚至在许多情况下是明确的拒绝。在那些地方，人们之所以没有走上街头，正是因为他们对君主主义叙事感到疏离。他们觉得自己的斗争没有被代表，一切都被一种单一、主导性的媒体声音重新书写。
\n\n这种话语中还包含一种非常危险的政治逻辑。君主主义者宣称，在欧洲不存在其他意识形态的反对派。任何批评君主制的人，都会被指控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如果谈论少数族裔的权利，就会被贴上“分裂主义者”的标签；如果谈论左翼政治，则会被直接等同为政权的一部分。
\n\n这种逻辑非常熟悉，它类似于1979年之后政治多元性被逐步消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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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自1月8日晚开始，伊朗进入全面互联网断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能听到朋友或家人的消息吗？当政权从过去“选择性断网”升级为“全面通信封锁”时，这种转变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镇压的体验，以及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n\nRoja: 就在这次会面前（1月23日），我的家人终于给我打来电话。那是事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次全家通话。大家都在讲断网期间的经历，气氛非常沉重。一位并不关心政治、住在德黑兰的表亲说，当时通讯彻底中断，人们联系不上朋友、亲戚，甚至连住得很近的人也无法互相确认安全，家人之间都不知道彼此的情况。她说，示威之后，大家都会删除手机里的内容，害怕被拦查或逮捕。警察会随机在街头检查手机，即便没有参加过示威，人们也随时可能被拦下，恐惧弥漫在日常生活中。
\n\n网络曾短暂恢复过一两次，但很快又被切断，人们觉得这是政府刻意制造“网络已恢复”的假象，实际上根本无法真正沟通，也无法向外界传递现场情况。那段时间，ATM和电子支付也无法使用，一切与网络相关的系统都停摆。她形容那一周“就像被关进监狱”。
\n\n莱拉: 在此前几轮起义中——比如2019年那次——当局通常会切断国际互联网，但“墙内”的网络2，仍然可以使用。人们还能通过国内网络协调行动，在仍然存在的数字空间中彼此联系。大家会借助一些与国家或革命卫队有关联的Telegram频道，用编码的语言交流各个城市的情况。比如，有人会写：“设拉子还在下雨。”另一个人回应：“现在伊斯法罕是晴天。”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不是天气，而是在传递镇压的程度、暴力的强度，以及各地局势有多紧张。
\n\n但这一次完全不同。1月8日之后，政府不仅切断了国际互联网，还同时封锁了“墙内”的网络。所有通信方式在同一时间被关闭，整个网络系统都瘫痪了。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
\n\nRoja: 甚至连星链（Starlink）3都无法使用。由于伊朗的货币贬值，星链设备极其昂贵，而且在伊朗持有它是违法的，只有极少数人能用得上。但即便是这些人，在断网期间也无法连接。有一些报道推测说，伊斯兰共和国使用了从俄罗斯或中国进口的某种信号干扰技术来阻断卫星信号。这是伊斯兰共和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对人口整体使用这种技术，让人们彻底被孤立。
\n\n伊朗与中国之间有一项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伊朗长期以绕开美国制裁的方式向中国出售大量石油，通常以大幅折价出售——有报道说低于全球市场价格约20%，尽管具体数字难以核实。许多观察者认为，伊朗政府一直试图建立类似中国模式的国家互联网系统，并引进相关的过滤与控制技术，只是过去一直未能全面实施。而这一次情况不同，许多人认为这次断网像是一场测试，或者是一种展示：比以往更高级、更彻底的控制手段已经可以动用了。
\n\n现在有传言说，政权未来可能会长期维持这种状态：永久切断国际互联网，只保留封闭的国家网络。也许人们还能处理一些事务，比如银行业务或访问官方网页，但仅此而已。要在一夜之间完成这种级别的限制并不容易，但这次发生的事情说明，他们确实正在朝这个方向推进。
\n\n所谓的“白卡”（White SIM Cards）也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这类SIM卡没有过滤和审查限制。在伊朗，大多数网站和平台都被封锁，人们必须依赖VPN才能访问。但“白卡”可以绕过这些限制。长期以来，只有接近政权核心的人才能获得这种SIM卡。“十二日战争”之后，一小部分记者也获得了这种卡，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对政权持批评态度的人。但在这次起义期间，连“白卡”能访问的网络也被切断了。有一段时间，甚至连政府网站也无法访问。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说，这一刻与他们过去经历的一切截然不同。
\n\n许多人，包括曾经的政治犯，都形容断网期间的感觉就像被关进单独监禁。这不是比喻，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伊斯兰共和国早期监狱中的情景，尤其是1980年代针对左翼人士的监狱屠杀，仿佛从监狱内部扩散出来，覆盖到整个社会。监狱的逻辑开始扩张，并包围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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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能否进一步谈谈1月8日针对平民的大屠杀？当时伊朗国内民众是如何回应的？
\n\nRoja: 自互联网全面中断以来，究竟有多少人被杀害，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尤其是在1月8日和9日那两个夜晚——周四与周五——当人们涌上街头，在全国多个城市夺回城市空间事实上的控制权时。有人说有五千人遇害；有人说是一万；也有人说两万，甚至三万。4与此同时，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约为两千人，而且他们声称其中许多是安全部队成员——等于是把施暴者说成了受害者，用来替换真正的受害者身份。与此同时，已有超过2.5万人在街头被捕，其中许多人面临被判处死刑的风险。
\n\n但对于身处伊朗的人来说，具体数字并不会改变现实。无论最终数字是多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尤其是革命卫队及其准军事组织巴斯基民兵（Basij）——实施的是一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暴力，即便在伊朗漫长而血腥的国家镇压历史中，也空前的令人震惊和恐惧。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彻底的数字黑暗中，也发生在几乎完全无法进行任何沟通的状态下。面对如此规模与系统性地针对抗议者的屠杀，唯一恰当的名称，就是大屠杀。
\n\n根据抗议者的目击证词、医院与诊所医护人员的描述，以及医疗机构的记录，安全部队系统性地——而非偶发地——使用实弹与霰弹枪，并直接瞄准人体要害部位：眼睛、头部、心脏和躯干。其中最显著、也最具毁灭性的伤害之一，是大量民众永久失去视力。这种手段在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起义期间也曾被大规模使用。这与霰弹枪中常见的弹丸有关——当射击目标是面部时，几乎必然导致失明。
\n\n这种程度的镇压不仅仅是为了在当下压制抗议，而是一种通过伤害身体进行集体惩罚的手段。它同样指向未来：当下一次人们再次通过群众起义夺回城市时，他们会记得自己曾被屠杀——永远记得自己曾经遭遇过什么。因此，这种惩罚被刻写在身体上，也刻写进集体记忆之中。
\n\n当前这场起义与以往抗议浪潮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异在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首次以“恐怖主义”这一概念来界定抗议者的身份。过去，当局通常使用“暴乱分子”（اغتشاشگر）这一说法，用来区分所谓“合法抗议者”与被指控意图破坏政权稳定的人——后者常常被安全与情报机构，以及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官方人物指称与美国或以色列势力有关。
\n\n而如今，“恐怖分子”已成为所有走上街头者的统一官方定性。街头的抗议民众不再被当作国家公民，甚至不再被视为需要以治安手段应对的“违法者”，而是被塑造成来自外部的煽动者与恐怖威胁，从而为国家以战争手段对付他们提供正当性。
\n\n当西方帝国主义将伊斯兰共和国的残酷镇压工具化，用以推行其在伊朗的政权更替议程时，站在它们对立面的那些所谓“抵抗轴心”的支持者却往往试图否认或淡化这种镇压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屠杀。这常见于阵营主义者（Campists）5，他们只要某个力量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就无条件支持，而无视其内部压迫、阶级关系和地缘政治干预。这种否认并不是一种无害的误判，而是一种傻瓜的反帝主义。无论在伊朗国内还是国外，这种立场都沉迷于反帝目标，以至于拒绝承认那些以反帝之名实施的国家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共谋者。
\n\n你们能否进一步谈谈，为什么说伊斯兰共和国将当前这场起义视为一场战争？
\n\nRoja: 许多参与这场革命性起义的人，都将他们在街头的经历——也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形容为一场战争。与此同时，一些国外评论家在从数字规模出发作出比较，辩称所谓的“十二日战争（The Twelve-Day War）”6中大约有一千人死亡，而在伊朗境内，仅仅两天之内就有数万人被杀。甚至有人将此与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相比，说如今两天内的死亡人数可能比那时更高。
\n\n然而，关于战争“规模大小”的这种量化比较，在历史上常常被帝国主义用作战争的辩护工具。例如在“二战”期间，美国轰炸广岛时所依赖的正是这种逻辑：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有上百万人死亡；如果现在投下原子弹，死亡人数反而会更少。正是这种推理为核武器的使用提供了正当性。类似的论证方式也一再被用来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n\n但这种比较揭示出一种极其令人不安的现实。即便是那些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普通伊朗人，如今也开始说：我们已经身处战争之中——这是一场由伊斯兰共和国向整个社会发动的战争。因此，许多人开始绝望地等待一场来自外部的战争来拯救他们。
\n\n他们非常清楚外部战争将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也对此充满恐惧。但当一切社会变革的可能性都遭到沉重镇压，而这些可能性似乎已经被耗尽时，一些人便可能转而寄望于任何出路，包括外部干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情绪视为被一种右翼的、堕落的意识形态；它源于长期的压迫、失败经验与深重的绝望。
\n\n一方面，当伊斯兰共和国将抗议者称为“恐怖分子”或“摩萨德特工（Mossad）”，并将他们当作敌人对待时，它实际上是在对自身的人民发动战争。但另一方面，在使用“战争”这一概念时，我们必须格外谨慎。西方帝国主义常常动用战争话语来描述伊斯兰共和国的血腥镇压，而这种叙事方式往往服务于自身的帝国利益。这样的框架有助于为西方的军事干预提供正当性，并使之显得合理甚至必要——仿佛这是对伊朗人民的支持，甚至是一种为了“拯救”他们而不得不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但是，政权通过以空前的暴力镇压一轮又一轮的起义，也在事实上将伊朗社会推向更容易遭受外部帝国主义干预的危险之中。
\n\n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共和国与帝国主义力量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我们并不是将两者等同，它们并非对等力量，但确实处于一种相互作用之中：一方借助对方的威胁来为镇压辩护，而另一方则借助镇压来为干预寻找理由。在这种[国家]相互利用的夹缝中，真正的国际主义团结反而不断被削弱。
\n\n在西方帝国主义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存在着一条极为狭窄的道路。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在这两种叙事之间前行，而不滑入阵营主义或帝国主义的逻辑之中。我们（Roja）一直试图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来寻找这条道路，把重点放在解放斗争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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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许多西方反帝国主义叙事中，伊朗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维持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要么被外部势力占领。对于“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说法，你们怎么看？
\n\nRoja: 在谈论“主权”这个问题之前——我理解这里指的是国家领土完整以及所谓的“国家安全”——我想先谈谈伊斯兰共和国如何在国际上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反帝力量，以及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者。
\n\n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断挪用反帝国主义话语，用来为国内镇压和地区干预辩护。它经常以“反帝”作为一种合法性外衣，为国内的强制统治披上正当性。例如革命之后，强制女性佩戴头巾被以暴力方式强加在女性身体之上，同时被塑造成“伊斯兰女性”的理想形象，并以此对抗所谓“西方价值”。再比如，在“十二日战争”之后，许多人被以“以色列间谍”为名被处决。而如今，抗议者也经常被抹黑为摩萨德特工——这种指控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技术，用来将异议犯罪化，并为暴力镇压提供正当性。
\n\n与阵营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某些去殖民理论所提出的论点相反，伊朗内部的镇压并不能与其对外宣称的反帝立场在政治上割裂开来。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逻辑中，“反帝国主义”不仅是一种外交姿态，同时也是一种对内的治理策略：所有民众对于自由与平等的追求，都可以被视作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缘政治与国内镇压并非两条平行轨道，而是彼此强化的治理工程。
\n\n在地缘政治层面，伊斯兰共和国通过所谓“抵抗轴心” （Axis of Resistance），积极塑造了当代中东局势。叙利亚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伊朗与真主党、俄罗斯一道，为阿萨德的独裁统治撑腰，而该政权镇压民众的方式，直到其统治动摇后才完全暴露出来。长期以来，伊朗政府对国内社会说：“我们在叙利亚作战，是为了避免战争发生在伊朗境内。”但在“十二日战争”之后，这种说法已经失去了意义。“国家安全优先”的逻辑意味着：叙利亚人的生命与鲜血之所以可以被牺牲，只因为他们不是伊朗人。
\n\n正是在这种国内镇压与区域干预彼此交织、并不断以“反帝”之名获得正当性的过程中，许多伊朗民众逐渐对反帝政治与相关斗争产生疏离。尽管反帝曾是1979年革命中一个重要的政治维度，但如今这一传统在社会内部已大幅失去感召力。
\n\n现在我们回到国家意义上的“主权”问题。自叙利亚战争以来，特别是10月7日之后，尤其是在“十二日战争”之后，“国家安全”的话语在国内变得愈发占据主导地位。一些阵营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将国家的形式置于国家的实际内容之上——如果从实质意义理解“国家”，它意味着社会权利、民主代表、集体自主的自决权，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共存。这与将国家理解为一种形式——领土完整、集中化主权与国家安全——是根本不同的。
\n\n然而，“国家安全”与“领土完整”这一套说法，不仅被伊斯兰共和国反复动员，也被其阵营主义支持者奉为绝对优先事项，使其他一切社会斗争被迫退居边缘。但这种优先性本身就是虚假的，因为它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安全究竟是为了谁？为什么只有某一种安全被赋予优先地位？经济安全又算不算安全？正如我们（Roja）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写：
\n\n\n\n\n“当国家不断以‘国家安全’之名发声时，它自身却已成为不安全的主要制造者：通过前所未有的处决数量激增与系统性虐待囚犯，使生命的不安全不断加剧；同时，通过残酷地摧毁民众生计，使经济不安全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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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断被告知：“现在不是抗议的时候，不是反抗的时候——否则我们会变成叙利亚，会落得和利比亚一样的下场。”
\n\n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面对这种矛盾。一方面，战争与帝国主义导致社会分裂的危险真实存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同时对抗伊斯兰共和国本身。你不能一方面剥夺人们有意义生活的可能，让他们的生命几乎与死亡无异；另一方面又告诉他们：“现在不是发声或行动的时候，因为国家安全高于一切。”
\n\nH在伊朗国内，尤其是在波斯人占主导地位的中心地区与非波斯族群居住的边缘地区之间，“主权”这一概念是如何受到争议与挑战的？
\n\nRoja: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谈的是谁——主权对谁而言意味着保护，又对谁而言体现为暴力。在伊斯兰共和国境内生活着多个民族群体，而不同人群对“主权”的实际体验极为不均衡。
\n\n以俾路支斯坦为例，当地民众长期生活在一种类似“内部殖民”的状态之中。许多人甚至连形式上的公民身份都被剥夺。在俾路支斯坦，有成千上万人根本未被纳入国家官方系统，有些人甚至连出生证明都没有，因而被剥夺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他们与伊斯兰共和国之间更多是一种被掠夺的关系，并伴随着极度军事化、安全化的管控。当国家本身被感受为殖民性的、暴力的、占领性的存在时，再告诉人们主权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显然毫无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主权是解放的前提”这一伪命题，必须放置于中心—边缘关系以及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的复杂背景中去检验。
\n\n“领土完整至上”的观念，深深植根于伊朗强势的民族主义传统之中。自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以来，主权被视为至高无上、不可触碰的原则。甚至许多民族主义左派，也往往将主权置于其他一切议题之上。这在1979年革命之后就已成为重要分歧之一，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n\n即便在2022年的“吉娜起义”期间，围绕这一问题的反弹也非常明显：站在斗争最前线的人不断被指责要把国家拖入内战。如今，同样的叙事再次被动员，用来制造一种虚假的二元选择：要么接受伊斯兰共和国，要么陷入内战——而内战则被描绘为对国家主权的威胁。这是一种非常有问题的论述，因为它封闭了任何自下而上的变革可能。
\n\n更重要的是，这种说法在经验事实层面并不成立。自1979革命以来的整个时期——从1980年代直到今天——伊朗内部并不存在真正试图分裂国家的政治力量。即便是库尔德政治力量，在其官方立场与声明中，也从未提出要脱离伊朗。所谓“分裂国家”的说法，更多是政权与国族主义力量制造的叙事，而非现实情况。
\n\n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权话语也在无形中强化了伊斯兰共和国，因为它本身就是政权逻辑的某种镜像。在过去十多年里——尤其是2011年之后——统治者不断向社会传达的信息是：“你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你们至少还有安全。正因为我们，你们没有变成叙利亚，因为我们保障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这一论述被一再用来否定每一次起义的正当性。自2017年以来，每当民众走上街头，这种说法便再次出现：“我们不想变成另一个叙利亚。”但问题在于：为什么结果只能是这样？为什么不能有一场民主革命？这并非空想，它与现实斗争以及民主政治想象密切相关。
\n\n这也解释了这一次的起义中，为何在中心地区，人们更容易听到对巴列维等人物的呼声。少数民族群体大约占伊朗总人口的35%至40%，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当人们说“伊朗人都这么想”时，我们必须追问：是哪一部分伊朗人？许多边缘地区的人并不认同这种“主权优先”的视角。所谓“伊朗人民都是这么想的”这一说法，本身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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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巴勒斯坦的斗争与伊朗国内的斗争，在全球解放事业之中常常被置于彼此对立的位置——无论是在西方反帝话语中（例如“抵抗轴心”VS“锡安主义-美帝国主义”的叙事），还是在自由主义叙事中（例如“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献给伊朗”这样的出现在伊朗的口号）。在伊朗国内，国家对巴勒斯坦议题的垄断与工具化，是如何影响民众的认知与情感连带的？两场斗争为何逐渐脱节，甚至看起来相互矛盾？在国家宣传、军事联盟和“抵抗轴心”框架之外，来自伊朗民间对巴勒斯坦解放的真实声援又呈现出怎样的面貌？
\n\n莱拉: 谈到巴勒斯坦，情况非常复杂。总体而言，目前伊朗社会中相当一部分民众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心在下降。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变得亲以色列，而是因为这种议题长期被国家以特定方式中介与利用。
\n\n许多人认为，伊斯兰共和国不断耗费公共预算，将资源投入到在地区各地运作的军事机器，而不是用于社会福利。与此同时，普通人的经济处境不断恶化：物价持续上涨，补贴被取消，医院被私有化，医疗体系濒临崩溃。在这种背景下，不少人将国家的腐败与资源匮乏归咎于政权对巴勒斯坦抵抗力量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普遍、但也是错误的认知。
\n\n但这种看法同样高度取决于我们在与谁对话。如果离开大城市中心的中产阶级视角，转向工人阶级或被边缘化地区，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年龄不同，地理位置不同，认知也会不同。
\n\n在起义期间，有一次一位来自边缘地区的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正在经历的灾难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形容：这座城市看起来像加沙。于是，“加沙”成为了参照系。对那个人而言，加沙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缘政治符号，而是一种用来描述国家暴力如何降临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经验。
\n\nRoja: 在伊朗胡齐斯坦等阿拉伯族群聚居地区，人们对巴勒斯坦不仅抱有强烈同情，而且存在深层的情感连接。巴勒斯坦长期以来为当地自身的抗争提供灵感，当地行动者与巴勒斯坦斗争之间也存在实际联系。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也一再遭到严厉镇压。有人仅仅因为举起巴勒斯坦旗帜或表达声援，就被逮捕。国家无法容忍任何人以自身方式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因为政权试图垄断这一议题。
\n\n这正是最核心的矛盾之一。即便是在伊朗国内坚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左翼人士，也几乎不可能组织任何独立的声援行动。一旦他们尝试公开行动，要么立即遭到镇压，要么他们的行动被国家叙事吸收、重新包装。巴勒斯坦事业于是变成了一种国家财产。
\n\n伊斯兰共和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即便承认其确实为某些形式的抵抗提供了物质支持——其根本逻辑仍然立足于自身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利益，而非真正出于对巴勒斯坦解放的承诺。政府官员反复宣称：“我们在境外作战，是为了避免战争发生在国内”，“如果我们不在叙利亚作战，伊朗就会成为战场7。”巴勒斯坦同样被纳入这一逻辑之中。
\n\n这里存在一个深刻的矛盾：一个屠杀本国人民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他人解放的力量。一个在街头杀害民众、射瞎他们的眼睛、将他们投入监狱并执行死刑的国家，不可能同时声称自己在别处为正义而战。
\n\n围绕巴勒斯坦与反帝国主义的这些争论，在库尔德斯坦以及其他被边缘化地区，人们的体验为何有所不同？
\n\nRoja: 对库尔德人来说，巴勒斯坦问题一直自带张力。这种情绪并非来自抽象的理论，而是来自政治记忆与亲身体验，来自种族灭绝的历史创伤。
\n\n库尔德人的政治记忆中，有几个深刻的历史时刻，其中最重要之一便是“安法尔行动”（Anfal campaign）。那是在两伊战争期间，由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实施的大规模屠杀，约十八万名库尔德人仅仅因为自身族群身份而被杀害。当时为这一种族灭绝辩护的说法是：他们与伊朗合作。
\n\n但真正造成创伤的，不仅是屠杀本身，还有当时部分阿拉伯世界的反应。多数阿拉伯国家站在萨达姆一方。巴勒斯坦领导层在”安法尔行动”期间同样支持萨达姆，阿拉法特公开表达支持。甚至在1980年代初期，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写作中也否认过“安法勒行动”的存在。对库尔德人来说，这不仅是背叛，更是一种抹除。
\n\n接着是阿夫林事件。2018年，属于叙利亚罗贾瓦地区的阿夫林被土耳其军队占领，期间伴随着针对平民的系统性暴力，包括对妇女与儿童的伤害，以及大规模驱逐与破坏。在占领发生时，哈马斯代表曾前往阿夫林，在土耳其军队控制城市期间与之共同庆祝，并公开表示这是中东地区的一个“成功范例”，应当在其他地方复制。对库尔德人而言，这绝对是极具毁灭性的时刻。
\n\n因此，在库尔德人的解放斗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之间，以及某些自称反帝的左翼力量之间，长期存在一种深刻裂痕，因为后面的这些力量往往未能真正承认库尔德人的斗争。
\n\n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历史上库尔德运动曾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尤其在1980年代，第一代库尔德革命组织曾与巴勒斯坦与黎巴嫩革命力量并肩进行武装斗争，双方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存在紧密而自然的联系。
\n\n但今天，在许多库尔德人的意识中，问题变成了：为什么库尔德人的种族灭绝从未得到承认，而其他民族的灭绝却得到承认？为什么当库尔德人被杀害时，世界总是沉默？为什么库尔德人的生命总被视为次要的？
\n\n这不仅是过去的事情，它现在仍在发生。在欧洲的一些示威中，库尔德人看到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中有人举着萨达姆·侯赛因的照片。最近从叙利亚返回的朋友也说，萨达姆的形象再次出现在那里，被展示、被庆祝。对库尔德人来说，这难以承受——那个对他们实施种族灭绝的人，如今却以“抵抗”的名义被重新带回公共空间。
\n\n在生存受到威胁的处境中，一个民族可能会寻求任何现实可得的支持，而不论提供支持的国家本身性质如何，那么这种逻辑就应当被一以贯之地提出与审视。许多为巴勒斯坦抵抗辩护的人，正是基于在封锁与围困之下的生存需要，而为其与地区强权之间的策略性结盟提供正当性，而并非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具有解放性或民主性。那么，如果这种逻辑在一种情境中被认为是合理的，为何当同样的逻辑被用于库尔德人——一个同样长期面临灭绝威胁、无国家地位以及反复被抛弃的民族——时，却遭到如此彻底的否定？
\n\n问题因此并不在于盟友是否“纯洁”，而在于道德与政治标准被选择性地适用：这些标准往往随着地缘政治立场而改变，而不是基于被压迫人民所面临的具体生存处境来判断。
\n\n我对此的理解来自一位叙利亚朋友的经历。她属于德鲁兹少数族群，最近在由新兴武装派别领导人朱拉尼发动的袭击中遭受屠杀。她哭着对我说：“我这一生一直反对以色列。”她指着自己脖子上的巴勒斯坦头巾（Keffiyeh），说无论走到哪里都戴着它。但她也承认，如果不是在最近针对叙利亚德鲁兹人的袭击中得到了以色列方面的支持，她的族人可能已经被彻底屠杀了。她问我：“我怎么能接受我的人民被屠杀，却又说他们不应该向以色列寻求帮助？”
\n\n我同意她的观点。正如我们作为伊朗人，也无权对巴勒斯坦人说：你们可以被屠杀，但不应该接受伊朗或其他压迫性国家的援助。我们真正可以说的是：在生存处境中被迫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以色列、伊朗或美国的政策，也不意味着我们忽视这些国家对他人犯下的罪行。这只是意味着，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够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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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许多行动者身处流亡的情况下，从伊朗之外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当下侨民组织面临哪些限制，又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n\nRoja: 随着伊朗极右翼逐渐成为对民主的现实威胁，侨民中的其他进步和左翼团体第一次真正准备好彼此合作——这种情况在过去并不存在。这个共同的敌人（既包括巴列维王朝，也包括伊斯兰共和国）正在促成各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和联盟。
\n\n我们也在努力与不同地区的团体和组织维持长期联系，从巴勒斯坦到东亚，尤其是中国、台湾和孟加拉的新一代。同时，我们也在搭建俾路支、库尔德和伊朗团体之间的联系。
\n\n最近在巴黎的集会是第一次，我们组织了一场规模较大、立场明确的反君主制示威，同时也反对伊斯兰共和国。这表明，在欧洲同样存在一种进步的、左翼的、反战的反对力量。此后，来自其他城市的行动者主动联系我们，鼓励我们建立更广泛、也不那么教条的联盟，以便同时反对君主制和伊斯兰共和国。
\n\n在侨民的语境中，我们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得以同时在多个战线上展开斗争：一条战线指向西方帝国主义；一条战线指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还有一条战线，则指向那些以阵营主义的立场，否认或削弱这场起义正当性的亲伊朗政府支持者。
\n\n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强调中东被压迫群体与阶级的共同命运。伊朗、库尔德斯坦、巴勒斯坦、黎巴嫩等地的斗争是彼此相连的。我们应当相互学习，在共同的根基之上，发展一种以社会斗争联结为核心的国际主义政治。
\n\n国际主义的意义正在于此：我关心巴勒斯坦的斗争，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并在塑造社会斗争的走向。你的斗争就是我的斗争，我的斗争也是你的斗争——尽管其间存在差异与矛盾。正是围绕这些议题，Roja在当下展开其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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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People’s Mojahedin Organization of Iran，简称 MEK）是一个伊朗反对派组织，其思想来源融合了伊斯兰主义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并在 2003 年之前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由于在两伊战争期间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结盟，MEK 在伊朗国内极不受欢迎。此外，该组织曾在多个国家被列为恐怖组织，并且长期面临关于其内部运作具有“邪教式”特征的指控。 ↩
\n国家信息网络（N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简称 NIN；波斯语：شبکۀ ملی اطلاعات），又称伊朗“国家互联网”或“伊朗内联网”，是一套由国家控制的国内网络系统。该系统通过过滤全球互联网访问，将国内用户限制在由政权构建和管理的网络服务范围之内。NIN 使国家监控成为可能，并为全国范围的断网提供了技术基础。从功能和治理逻辑上看，NIN 常被拿来与中国的“防火长城”作比较。 ↩
\n星链（Starlink）是一套由美国航天公司 SpaceX 开发的卫星网络，用于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 ↩
\n截止发稿前的2月7日，独立人权组织已经确认死亡约 5,000–7,000 人，仍在调查的案例有上万起。 ↩
\n阵营主义者通常指把左翼政治简化为支持某个特定的地缘政治“阵营”。 ↩
\n“十二日战争（The Twelve-Day War）” 指的是以色列于2025年6月13至24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此次行动针对伊朗的军事与核设施，暗杀了多名重要军事领导人、核科学家及政治人物，造成平民死亡，并对伊朗的防空系统造成破坏或摧毁。 ↩
\n哈梅内伊大阿亚图拉在 2017 年 1 月与在战斗中牺牲的正规军士兵家属会面时强调：“如果那些恶意者和煽动者……不在叙利亚被阻止，我们就不得不在德黑兰、法尔斯省、霍拉桑省和伊斯法罕阻止他们。这些（烈士）使敌人落地。”这一说法出自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的报道。 ↩
\n我们在此刊登一篇特钦梭（Htet Khine Soe）的访谈。他是一位在政变前活跃于缅甸二十多年的活动家，于2021年底移居泰国湄索。本文由班戈采访并组织成文，她是一位中国安那其主义者，近年来多次往返于湄索，在政变后与缅甸活动家密切合作。
\n\n这个二月，缅甸政变进入了第五年。在仰光，生活表面上似乎恢复了日常秩序。许多通过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离开体制的人，在革命被无限延长的无望中，重新回到了轨道上。而在农村和少数民族武装控制的边境区域，“春天革命”逐渐演化成了僵持不前的内战，无人机频繁的空袭不断制造着平民的伤亡。
\n\n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军方启动了这场所谓“迟来的大选”，外界普遍将其称做一场作秀选举（sham election）。在主要反对力量被解散或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由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几乎毫无悬念地将赢得选举。
\n\n2021年政变发生不久后，公民不服从运动 (CDM)1 和非暴力抗争便遭到军方的血腥镇压。部分抗争者转向武装抵抗：他们进入丛林，接受长期与军方作战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的训练，组建“人民防卫军”（PDF）；而另一部分人则踏上流亡之路，分散至世界各地。位于泰缅边境的城市湄索，成为许多缅甸流亡者以及受伤游击队员最初的落脚点。
\n\n2023年2月，在政变两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我认识了缅甸安那其活动家特钦梭（Htet Khine Soe），并决定跟随他到湄索看看。我们从清迈搭乘八小时的大巴，翻过泰西达府连绵的山脉，最终抵达泰缅边境。那一路的旅途中，我向他分享中国安那其的自组织空间和抵抗网络，他讲起了缅甸安那其的快闪抗议、城市游击、暗杀活动，以及逃亡与重建家园。
\n\n在政变后的第一年里，特钦梭参与组织了总罢工委员会与快闪抗议，也在局势推动下被卷入了城市游击行动中。在一个紧密工作的同志被捕后，他被列入通缉名单，在电视上滚动播放，迫使他离开仰光。12月，他逃往克伦邦的“解放区”莱凯考（Lay Kay Kaw），那里曾是大量缅甸流亡青年的临时根据地。由于抵抗部队的训练营地就在周围的丛林中，这座小镇也成为武器流通的重要节点，枪支与爆炸物经由这里回流至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落入城市游击队员手中。\n也正因如此，莱凯考很快成为军方攻击目标。12月15日，特钦梭抵达仅五天，军方即对这座被称为“和平小镇”的地方发动空袭。他不得不与大批流亡青年一起，越过边境河逃往泰国一侧。\n随后，他的妻子素宜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湄索与他团聚。一家人办理了“无国籍卡”，终于在这里暂时安顿下来。从此，特钦梭和素宜家成为了湄索革命圈的一个小据点和半开放的活动场所。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他们的孩子——读小学高年级的儿子和低年级的女儿——会用稚嫩的声音告诉带着可口可乐来访的客人，“为了巴勒斯坦，不要喝可口可乐。”
\n\n去年（2025年），特钦梭和素宜在湄索开了一家文化衫商店，叫“All Colors Are Beautiful”，这是一个安那其世界的文字游戏，暗指口号“All Cops Are Bastards”（ACAB）。店铺楼上则是 他们的丝网印刷工作室，店中销售的大多数T恤都在这里制作。
\n\n其中最流行的一款印着“No One Is Illegal”。在这个城镇，超过一半的人口都处于不同程度的“身份不合法”状态，穿着这件衣服走在街上就显得格外刺眼。前不久，他发给我一张移民局登记卡的照片：照片中，一名站在身高刻度背景前的缅甸被拘留者，身上正穿着这件“No One Is Illegal”的T恤。
\n\n在政变五周年之际，我约特钦梭做了一个访谈，请他从左翼/安那其的视角回顾这场革命——他们和昂山素季所代表的力量间有着怎样的分歧；左翼和安那其运动在革命前的脉络；以及在流亡者的位置上，又如何继续组织社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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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的某场快闪抗议，特钦梭
\n2021年政变后，缅甸左翼/安那其是如何在反军政府的运动中进行动员的？你们和主流的昂山素季支持者的最主要分歧是什么？
\n\n在政变发生前夕，我们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但当时几乎没人相信政变真的会发生。《2008宪法》2 本来就给予军方极大的权力，他们在议会中自动占据25%的席位，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军方似乎根本没有发动政变的必要。然而，政变还是在2021年2月1日发生了。
\n\n在当天，我和缅甸主要的左翼力量“学联”（全缅学生联合会，All Burma Federation of Student Unions，ABFSU）的人以及我们antifa小组的人商量，准备组织群众上街抗议。但当时尚未被捕的“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 以下简称“民盟”）高层，以及昂山素季的支持者，呼吁民众先不要轻举妄动，等待72小时再行动。他们不断传播一种说法，称国际援助甚至“保护责任”（R2P）3—干预即将到来，以此劝说民众不要上街抗议，而是留在家中等待局势变化。
\n\n不过，当天就迎来了断网。这下好了，军方和“民盟”都没法动员民众了。前面三天我所在的网络都在想办法动员民众上街，但是在断网的情况下，交流和组织工作都变得异常艰难。不过，在这三天之内，仰光著名工业区莱达雅（Hlaingthaya）的制衣厂的女工首先开始上街抗议，“学联”也不听“民盟”派指挥，开始了组织工作。普通人则开始每晚自发在阳台上敲锅抗议4
\n\n2月6日是第一个大日子。莱达雅的制衣厂工人大规模走上街头，军方很快封锁了道路。但也正是在同一天，全国范围内的街头抗议浪潮正式展开。就连一些我认识的、平时对政治极为冷淡的人，也在那一天走上了街头。
\n\n那时候，大家都团结在“反对政变、释放昂山素季”的旗帜之下。就连我，也响应“全国民主联盟”的号召，特意去买了红色的衣服，穿着它走上街头。
\n\n2月12日，我开始参与组织“总罢工委员会”（General Strike Committee，GSC），这是一个为反对独裁而成立的动员性组织，由包括“学联”（ABFSU）、工会组织以及各政党在内的共25个团体成员组成。“总罢工委员会”提出的主要诉求是：反抗军事独裁，释放昂山素季及所有政治犯，以及彻底废除《2008宪法》。在当时，如果政治诉求中不包括释放昂山素季，就几乎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我们会强调释放所有政治犯。
\n\n当时，我们与“民盟”之间最主要的分歧在于对《2008宪法》的态度。“民盟”以及昂山素季的支持者，仍然希望通过这部宪法来制衡军方，并维护大选结果；而我们则认为，那个时代已经结束，必须彻底废除《2008宪法》，人民需要团结起来，彻底地反抗军方在缅甸政治中的位置。
\n\n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组织游行。民众走上街头反抗军方独裁的热情极为高涨，不论他们是否完全认同我们的政治主张，只要街头有人聚集，就会不断有人加入队伍。在游行过程中，我们也会安排宣讲和鼓舞士气的环节，向大家解释废除《2008宪法》的必要性。
\n\n3月3日，总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一场抗议中，有三百多人被捕。此后，我们开始制作简易爆炸装置，在街头用来驱散军警、进行反击。与此同时，“民盟”及其支持者开始指责我们诉诸暴力。他们声称，一旦抗议出现暴力行为，就会损害革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民盟”的支持者还在社交媒体上指控“总罢工委员会”是共产党、是左派。在长期官方宣传的影响下，缅甸社会对“共产主义”普遍存在恐惧情绪，这样的指控往往足以让许多人对我们产生戒备甚至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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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7日，“反法西斯”日，左翼组织在街头烧《2008宪法》（摄影：Mar N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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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7日，“反法西斯”日，左翼组织在街头烧《2008宪法》（摄影：Mar Naw）
\n在3月27日军政府对抗议的血腥镇压后，城市里大规模的和平示威就难以为继了，很多人跑去了丛林开始武装抵抗。但是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留在了城市里继续抗争，你可以具体讲一讲当时的情况吗？
\n\n那一天正是缅甸的“建军节”（Tatmadaw Day）。仰光、曼德勒等大城市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变示威，我们也参与其中。军队对抗议者进行了武力镇压，造成上百人死亡。
\n\n需要知道的是，3月27日过去被称为“反法西斯抵抗日”，直到1955年才被改名为“建军节”。这个日子原本纪念的是如今发动政变的这支军队的诞生——1945年3月27日，昂山将军率领缅甸军队起义，反抗日本法西斯。1948年缅甸独立后，由昂山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成为执政党。
\n\n因此，在这个纪念日，民众走上街头反对这支军队发动的政变，在抗争中重新赋予“反法西斯日”新的意义。而当天的血腥镇压也再次证明，那支曾经以“反法西斯”为名的力量，已经成为法西斯本身。镇压发生后，我们重新将这个日子称为“反法西斯日”。
\n\n我们努力想要重新夺回的另一个纪念日，7月19日的“烈士节”——也就是昂山将军遇刺的纪念日。但在缅甸官方历史叙述中，只有缅族的牺牲者才被称为烈士，而那些在与主体民族冲突中牺牲的少数族裔将领，从未被纳入这一纪念体系。
\n\n3月27日的镇压之后，在城市中组织和平示威变得越来越困难。从那时起，我的许多同志前往丛林，跟随民族武装组织接受军事训练。很多人去了中缅边境的克钦邦和紧邻孟加拉边境的若开邦，跟随克钦独立军（KIA）和阿拉干军队（AA）训练，也有一部分人去了泰缅边境的克伦邦，加入克伦民族解放军（KNLA）。后来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们，民族武装组织迎接他们时，往往会先问一句话作为测试：“你参加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还是为了释放昂山素季？”
\n\n而我选择留在仰光。从那时起，我开始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快闪抗议”（flash mob strike），许多年轻人积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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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7日，“反法西斯”日，仰光皎敏达因（Kyi Myin Daing）的一次快闪抗议。横幅上写着：“我们要把法西斯的尸骨扔进巴卡雅峡谷。”皎敏达因有一处名为巴卡雅（Bar Ka Yar）的大峡谷。照片中的旗帜是“学联”（ABFSU）的旗帜。（摄影：Mar Naw）
\n到了这一阶段，留在仰光继续抵抗和前一个阶段在策略上有什么不同的转向？
\n\n“快闪抗议”一直持续到2021年底。在这一阶段，我们的诉求不再局限于“反军政府”和“释放昂山素季”，而是更多地开始传递政治信息，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议题。
\n\n比如前面提到的重新诠释“反法西斯日”和“烈士节”，又比如把革命中的性别问题、矿产开采与强制征地问题、族群关系问题带入公众讨论，反思长期存在的缅族沙文主义。在罗兴亚大屠杀的纪念日，我们还曾在穆斯林社区组织行动，将罗兴亚议题与巴勒斯坦团结运动联系起来。
\n\n人们举着横幅走上街头，表达作为主体民族成员，对自己在罗兴亚大屠杀中所扮演共谋角色的悔恨。当然，现在回头看，当时那些对罗兴亚人表达愧疚的人中，确实有许多人是真诚地在道歉，但也有不少人只是把这一姿态当作反政变动员的一种策略，他们内心深处仍然带着大缅族主义的观念。
\n\n4月中旬，民族团结政府（NUG）“民族团结政府”（NUG，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成立，一些原本属于草根运动的领袖人物被吸纳进入其中。但他们的行动和组织策略却常常让人难以理解。当年轻人还在用“快闪抗议”的方式不断走上街头时，他们却开始号召大家进行“silent strike”，要求人们待在家中、不出门，以此表达抗议。
\n\n与此同时，网络封锁持续发生，信息流通变得极为困难。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我们在4月启动了\n Molotov Newsletter 项目。这是一份由左翼成员组成的编辑团队制作的报纸，我们在仰光印刷并发放纸质版本，但考虑到难以覆盖其他地区，我们同时把报纸的PDF版本上传到网络，供各地的行动者自行下载、复制和传播。
\n\n这份报纸每周发行一期，第一期在4月推出后反响非常热烈，我们在仰光印刷并发放了5000份，同时线上下载量达到3万次。当月，官方宣布它为非法出版物，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这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受欢迎。
\n\n一部分去丛林训练的人，在一两个月后就回到了大城市，那时候城市里开始出现武装力量。你可以讲一讲吗？
\n\n是的。大概到了五月，那些前往丛林接受武装训练的人陆续返回大城市。他们带着武器回来，开始在城市中展开游击行动。武器也开始在仰光流通。从那时起，许多年轻人白天参与“快闪抗议”，晚上则投身城市游击战。
\n\n8月，军方突袭了仰光44街的一处公寓，那是一个活跃的年轻行动者据点。在那次突袭发生前不久，有人把炸弹放在一条反军政府标语下面，当警察前来拆除标语时，爆炸物被引爆。
\n\n后来我们才知道，地点之所以暴露，是因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被军方抓捕。那位司机长期为这些年轻人提供接送，他本身也在政变后非常活跃地参与到反对军政府的行动中，一直是可靠的同志。在残酷审讯中，他被迫供出了44街的据点。
\n\n突袭当天，为了逃避抓捕，有五个人从楼顶跳下，其中两人当场死亡，三人重伤送医。屋内还有三人被捕。幸存者随后都被控非法制造和持有爆炸物，关进监狱，其中两人后来死于狱中。
\n\n那次突袭中，只有一个人成功逃脱。他在楼顶的遮蔽物中躲藏了十二个小时，最终侥幸逃离，随后偷渡到了湄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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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初，Ko Htet在湄索组织的葬礼 （摄影：El Kylo Mhu）
\n2023年冬天，他患上了一场本不致命的疾病，却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份证件，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最终死在湄索。我为他组织了一场葬礼，那场葬礼变成了一次抗议现场。
\n\n44街突袭事件后，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城市游击暗杀行动。这些年轻人把他们的组织称为“44街城市游击队”（44 Str. Urban Guerrilla Group），行动的主要动力是复仇。
\n\n而我始终对这种行动抱有抗拒。我从来没有真正举枪瞄准过任何人。但因为担心那些同志们——他们大多是Gen Z的年轻人——我总是想办法掩护他们，帮他们盯梢，在行动时为他们开车。就这样，我实际上也一步步卷入了行动之中。对我来说，无论是亲手杀人，还是在眼前看到有人死去，都是难以承受的事情，这始终是我无法跨过去的一道坎。
\n\n在一次行动中，我亲眼看到一个为军方干活的女人在我面前中枪倒下。在之后的两年里，我不断梦到她，反复被噩梦惊醒。
\n\n2023年的一天，我在脸书上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接起来后，发现是一位被捕入狱的44街同志。他在被押往法院受审时，终于短暂地接触到手机，于是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告诉我，那位被“杀死”的女人正在法庭上指控他。他大概没有想到，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多么得如释重负。
\n\n在这一年中，你觉得左翼运动和这场反政变的革命是什么样的关系？
\n\n政变发生后的第一年，左翼运动的组织程度非常高。革命让我们的网络迅速扩大，那些原本对政治冷感、被去政治化的年轻人开始激进化；而原本就拥有相近价值观的人，也在政变之后重新找到了彼此。\n街头与舆论场，都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竞争与争夺领导权的空间。当时，总罢工委员会提出的一个口号是：“把法西斯军政府连根拔起”（Uproot Fascist Military），这句话很快被广泛传播、深受欢迎。还有一句口号是：“除了锁链，我们一无所有”（We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Our Chains）。我把它们印到了t-shirts上面，深受大家喜爱。
\n\n左翼语言开始进入革命现场。人们在街头越来越多地使用左翼革命话语，使用“反法西斯”的语言。而我们则通过《Molotov Newsletter》来介绍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运动的历史脉络，试图让这些口号不仅停留在情绪层面，也成为政治意识的一部分。\n我们的社群还创作了反法西斯的抗议歌曲，提醒大家：历史上，许多自称反法西斯的力量，后来也可能变成新的法西斯，而这并不是我们希望走向的道路。比如，当昂山素季在国际法庭上与军方站在同一阵线的那一刻，在我们看来，她已经成为法西斯的帮凶\n5。
\n\n在你成长的阶段，人们有什么样的途径接触左翼/安那其的思想资源？
\n\n左翼力量在缅甸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记得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能读到的关于当代学生运动的书非常有限。那时关于缅甸独立后的历史书籍少得可怜，大概只有寥寥几本。反倒是关于君主制时期和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著作很多。在历史教育中，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视角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关于独立之后各种抵抗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则几乎被有意忽略或消失。许多相关著作只能在海外出版，而要把这些书带回国内，往往困难重重，甚至存在风险。
\n\n在2007年以前，互联网尚未在缅甸普及，我们想要接触不同于官方宣传的叙事，只能依靠收听BBC或自由亚洲电台（RFA）这样的境外广播。当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还有一些缅甸共产党的宣传资料和文学作品，以及一份名为\n 革命 (အရေးတော်ပုံ),的刊物，可以通过网络零散地读到。此外，也能找到一些关于全缅学生联合会（ABFSU）的历史资料。但必须强调的是，在那个年代，收听所谓“敌台”，或者阅读被视为禁书的材料，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甚至面临牢狱之灾。
\n\n缅甸最重要的左翼学生网络，大概就是“学联”，也就是全缅学生联合会（ABFSU）。它成立于1936年，当时缅甸仍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此后，它在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多次反军政府运动中都扮演过关键角色。1962年军方发动政变后，学生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学联总部被炸毁，但学生抗争并未停止。1974、1975和1976年，学生再次发动大规模运动。到了1988年的“8888民主运动”，学联的旗帜重新出现在街头，成为反军政府抗争的重要象征。此后，军方长期将学联指控为“共产党同路人”或“颠覆势力”。我读大学时，也曾在自己的学校里组建过学联的分支组织。
\n\n在缅甸，军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机器长期全力攻击缅甸共产党，将其塑造成国家动荡和分裂的根源之一。同时，1962年奈温（Ne Win）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军方建立的唯一合法政党却自称奉行“社会主义”，即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SPP），并以所谓的“缅甸式社会主义”名义推行封闭与高度集权的统治。
\n\n长期的经济衰败与社会停滞，使许多民众将贫困与专制直接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历史经验也让“左翼”在公众心中几乎没有正面形象。“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甚至“左翼”这些词在社会语境中逐渐被污名化，变成令人警惕甚至恐惧的标签，因此，用左翼思想来动员民众，一直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n\n你们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以安那其的方式组织行动的？
\n\n大概在2013年底到2014年初，我们开始搭建安那其主义的读书小组和行动网络。那是一段政治环境非常特殊的时期——从2012年到2015年，军事独裁刚刚在名义上结束，而昂山素季正式上台执政之前的这几年的过渡时期。军方主导所谓的民主过渡，一部分政治犯被释放，许多原本被禁止的事情逐渐合法化，包括集会和出版活动，各类民间组织开始出现，一切看起来似乎正在走向正常化。
\n\n昂山素季当时频繁发表演讲，以“非暴力”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呼吁民众通过选票来改变缅甸的政治环境，但她并不支持民众自发组织街头抗争。而与此同时，我们则开始参与和组织不同的社会抗议，例如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工人争取权益的运动，以及后来反对登盛政府《国家教育法》的学生运动。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6/02/10/2.jpg\")
2014年，Anonymous Burma在街头的行动
\n2014年，我们成立了“Anonymous Burma”小组，并以这个名字展开行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组织公开的街头抗议仍然非常困难。于是我们戴着面罩，在市中心焚烧议会海报、燃放爆竹，以这种方式吸引公众注意。那时候，有人把我们视为缅甸版的“antifa”，一些政治立场相近的人主动联系，希望加入我们。
\n\n缅甸左翼行动圈中的传奇人物Zin Linn也参与了这个小组。他曾是学联（ABFSU）的重要领导人物之一，同时也是一名音乐人，创作了许多革命歌曲，包括ABFSU的团结歌。他还为《Bella Ciao》《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和《国际歌》等歌曲填上缅语歌词，使这些歌曲在缅甸广为传唱。2021年3月镇压发生后，他前往丛林接受武装训练，随后携带武器回到仰光参与城市游击行动，但在同年9月被捕，至今仍在监狱中。你可以看到后来的很多左翼行动者在他们出版的作品或演出现场致敬他。
\n\n也是在那个“转型”时期，我们开始与“Food Not Bombs Burma”一起开展活动。缅甸朋克乐队 Rebel Riot 的主唱 Kyaw Kyaw 从2010年代初便开始在仰光组织“Food Not Bombs Burma”的行动，他们的很多政治歌曲我都非常喜欢。从那之后，Food Not Bombs、Anonymous Burma 以及“学联”（ABFSU）经常一起合作，参与各种抗议与社会行动。
\n\n2015年是缅甸民主转型期的第一次民主选举，普通人开始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但是我们的抵抗运动还在进行中。那时候我们发起组织了一场“长征”运动，号召学生从曼德勒游行至仰光，反对政府新推出的《国家教育法》，这个教育法案削弱教育自主、增加军队干预。那场游行队伍在1月从曼德勒出发，途径多个城市，号召学生从不同的城市加入，原计划经400英里抵达仰光，在仰光大串联。但在途中遭遇警方武力清场，在仰光北部的礼勃坦发生激烈冲突，有大概100人左右被捕。
\n\n当时大选临近，昂山素季及全国民主联盟的支持者对我们的行动充满敌意，他们认为我们的抗议会影响选举，甚至破坏民主转型的进程。在他们看来，我们是在“给大选添乱”。
\n\n似乎在军政府这个共同敌人面前，缅甸左翼和昂山素季的关系一直是纠缠暧昧的，有时候合作，有时候竞争？左翼会把选票投给“民盟”吗？
\n\n我从来没有把选票投给过“民盟”。在2015年，我没有投票，2020年大选，我同样没有投票。当时左翼圈内也发起了不投票的呼吁。事实上，我在缅甸唯一一次参与投票，是在2008年的宪法公投中，而我投的是反对票。
\n\n事实上，在昂山素季真正进入执政位置之前，缅甸的左翼力量长期是支持她的。从1990年大选开始，学联（ABFSU）就全力支持全国民主联盟。我在青少年时期，也曾参与过“民盟”组织的要求释放昂山素季的青年运动。
\n\n然而，在她被释放之后，我们发现许多政策和议程无法认同。比如，对于《2008宪法》，我们的诉求是彻底废除，而她接受了其框架参加选举。又比如，在她执政期间，大量矿产开发项目继续推进，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莱比塘铜矿项目，我们当时也都参与了抗议。这些项目大多是在军政府时期与中国企业签订，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并伴随着对当地村民的强制征地。昂山素季执政后，并未叫停这些计划，反而对抗议的村民采取强硬措施进行镇压。
\n\n类似的还有克钦邦密松大坝项目，这一由中国投资推动的工程同样引发广泛争议，我们的抗议行动也遭到压制。她的政府以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为名推动这些项目，但结果却制造了大量因土地被征收而流离失所的民众。
\n\n真正让我们彻底失望的，是2017年的罗兴亚大屠杀。当她前往国际法院时，我们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以为她会揭露军方的暴行。然而，她却公开站在军方面前，为军方的行为进行辩护。随后，“民盟”及其支持者在各地张贴海报，海报上是昂山素季与军方将领并肩而立的照片，上面写着：“我们与昂山素季站在一起。”
\n\n那一刻，成为缅甸左翼与她彻底决裂的时刻。
\n\n在2023年10月7日，可以看到NUG和缅族代表的主流革命社群明显得表现出亲以色列。而到了2025年底，美国入侵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的事，ABFSU发了声明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在缅甸的舆论场引发巨大争议，大家开始骂ABFSU是共产主义者。在你看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左翼开始失去动员力量了？
\n\n在革命的第一年，左翼和安那其主义者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战场。那时候，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把许多左翼议题带入公众视野。到了2022年，很多行动仍在继续，只是逐渐转入地下。然而，随着革命最初的激情慢慢退去，左翼运动本身也开始走向式微。
\n\n到了2023年和2024年，整个革命都进入了低潮期。军方不断推进，敌人的力量反而越来越强，而革命阵营内部却愈发混乱。一些革命领袖公开发表恐同言论，一些所谓的“解放区”也爆出系统性的性别暴力丑闻。但在“革命”的大旗下，这些问题往往被刻意掩盖，人们害怕批评会削弱抗争本身。很多我曾经的同志们在今天都被武装了起来，有了枪。已经五年了，他们已经不是当初的他们了，枪是他们的权力。
\n\n那些年轻人之所以投身武装抵抗，是出于对军政府的愤怒与仇恨。然而，随着战争持续，领导这场革命的“民族团结政府（NUG）”自身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许多参与武装抵抗的年轻人逐渐产生幻灭感。他们原本是为了反抗军政府的压迫而加入武装斗争，却发现革命内部同样存在压迫结构，民族团结政府（NUG）的领导层似乎并没有比军方好多少。于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战场。由于证件和身份问题，他们难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最终来到了湄索。
\n\n革命初期的那段时间，我们在《Molotov Newsletter》的文章中不断强调：参与武装抵抗的同时，也需要价值观的引导，否则革命最终可能会沦为各路武装之间的军阀混战。然而现实中可以看到，大多数PDF（People’s Defense Forces）抵抗部队并不关心政治议题，他们唯一的政治立场就是反军政府。同样的，那些民族武装部队，但凡是反军方的，就被视为正义的政治力量，这几乎是唯一判断标准。
\n\n但是这些武装力量依然是以族群为唯一基础组织的武装和共同体，最后就只会制造出更多的族群民族主义。如今被许多人视为最进步的武装力量之一的BPLA (Bamar People’s Liberation Army)，在某种程度上也仍在延续这种民族主义逻辑。不同的是，他们对性别议题以及各种进步话语更加熟悉，并试图用这些价值观约束自身，因此至今仍被看作少数进步的武装部队。
\n\n政变五周年，也是军方开始组织新一轮被外界称作虚假表演的大选（sham election）时刻，你怎么理解这个时刻？
\n\n许多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CDM）、离开体制的人，后来又不得不回到原有系统中谋生；也有不少人选择前往第三国寻求庇护。2021年开始的那些抵制运动，已经难以继续坚持下去。军方当然清楚这种局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推动了这场所谓的“选举”。一部分原本在革命爆发初期支持“民盟”的外围力量，如今也开始参与这场被广泛视为虚假表演的选举（sham election），比如，由88年代学生领袖组建的“人民党”（People’s Party）。与此同时，一些参选政党的候选人开始不断谈论“停火”和“和平”，而在几年前，这样的言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n\n我常常在想，我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民族团结政府（NUG）对这场革命强行施加了领导权。最初走上街头的是自发行动的年轻一代，尤其是Gen Z的年轻人；随后民族团结政府（NUG）迅速登场，而他们的部长大多来自“1988一代”或“1996一代”6。与此同时，一些在年轻人中具有号召力的运动领袖被吸纳进入体制，更多像是被当作吉祥物摆在台面上，以便让这个结构看起来不至于与时代完全脱节。
\n\n比如，民族团结政府（NUG）强调所谓的“代表性政治”，例如保证50%的女性比例，或确保不同族群都有代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女性代表就一定反对父权制，也不意味着各族群代表会真正为自身群体的集体权利发声。这种代表性，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展示多元性的姿态。
\n\n人们依然憎恨军方，但同时也对“革命”本身感到疲惫。那些曾经投身抗争的人，也逐渐被现实生活拖回日常。就像我自己一样，在政变后的第一年，我可以全身心投入革命之中，而现在，我也不得不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
\n\n在我看来，“春天革命”已经失败了。这是一句很难公开说出口的话，在牺牲了这么多之后，人们也很难接受。但我认为，我们不能继续活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幻觉之中。如果有一天我们想重新赢回来，唯一的道路，可能是重新回到教育与动员年轻人之上，重新争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阵地。
\n\n不过，我需要说明的是，我的经历和我对革命的看法，不能代表所有缅甸左翼抗争者。那些去丛林里接受了军事训练，然后到不同的民族武装地区、或是缅甸中部实皆地区继续抵抗的同志们，他们感受到的革命形势应该非常不同。他们是始终和人民在一起的。不久以前（2025年11月），“春天革命联盟”（Spring Revolution Alliance）成立，很多不同的武装团体都加入了这个联盟，脱离了所谓革命政府NUG（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的领导。他们以共同的进步价值为共识进行自我约束。在很多人看来，这仍然是团结的希望。
\n\n一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春天革命”的势能在退潮，但另一方面也在泰国，可以看到缅甸流亡社群中，“革命”似乎逐渐成为了一种由NGO驱动的产业。
\n\n事实上，这种趋势并不是从“春天革命”之后才开始出现的。在更早的民主转型时期，它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n\n2015年昂山素季上台之后，缅甸社会确实迎来了一段相对开放的时期，人们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可能性。也正是在那几年，大量西方NGO迅速进入缅甸，资金涌入公民社会领域。许多原本的社会活动家开始成立自己的NGO，进入这一套新的体制之中。议程往往由资助方设定，而活动家则开始为资助方工作。行动主义逐渐变成了一种职业。
\n\n从2015年到2020年，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公民社会中出现的许多项目和活动，其议程往往是“空降”的，与社会真实需求并不完全匹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一些原本充满行动力与理想主义的活动者，如何一步步被NGO体系所同化，甚至腐化。
\n\n而到了今天，政变已经过去五年，又出现了大量所谓的NGO活动家。他们利用这场革命和苦难，为自己打造履历，获得西方奖学金，进入国际组织的NGO体系，成为“缅甸民主事业”的代言人。但事实上，他们与真实发生在地面上的革命，距离越来越远。
\n\n而我一直坚持的逻辑是：我通过自己的小生意维持生活，以此保证自己在参与社会运动时能够保持独立。无论是在民主转型时期，还是现在，我和我的同志们始终按照安那其主义的原则行动，通过众筹和互助来推动事情，而不是通过写预算、申请资金、提交项目报告来维持行动。
\n\n可以讲讲你现在流亡的位置上，是怎样在进行社会活动的吗？
\n\n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主要是组织流亡社群。2021年末，我来到湄索。从那时起，我停止了在总罢工委员会中的工作，转而开始在当地做社区组织。
\n\n湄索聚集着大量流动人口，其中有很多年轻人，也有带着孩子逃离的人家庭。他们中不少人曾参与公民不服从运动，离开体制之后被列入军方黑名单，无法合法离开缅甸，只能以临时身份滞留在这座边境城市。这里也聚集着许多PDF战士，有些人仍在丛林中作战，只是偶尔来湄索短暂休整；另一些人则因为受伤或对革命的失望离开了战场，暂时在这里落脚。
\n\n这些人当中，或许有一部分未来会流亡到第三国，但我想，更多的人终究还是会回到缅甸。每个人在这里过的都是一种临时生活，没有稳定工作，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家。然而，在许多革命者眼中，这些人似乎并不被视为革命的一部分。但我逐渐意识到，这恰恰是我们需要投入精力的领域——把这些被迫停留在边境的人重新组织起来。
\n\n于是，我成立了“湄索之家”，通过它组织一些日常活动，比如足球比赛、观影和读书会，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聚在一起：移民工人、流亡的抵抗者、缅族、克伦族，还有穆斯林社区成员。在这些活动中，我们讨论反法西斯、讨论性别问题，也讨论族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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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斋月期间的开斋饭，Food Not Bombs Mae Sot 为湄索的穆斯林社群做饭。
\n同时，我也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Food Not Bombs Mae Sot”。我们为那些流离失所的缅甸难民做饭，但并不是以施舍或救助的姿态，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互助与团结的理念。然而，一些参与武装抵抗的人嘲讽甚至攻击我们，说现在是需要武器的时候，而我们搞“Food Not Bombs”好像是在反战。事实上，我们从2010年代初就已经在仰光开展Food Not Bombs的行动。我们今天之所以武装抵抗军方，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重新过上和平生活，而不是永远生活在武装状态之中。
\n\n在“湄索之家”的工作中，足球比赛成为最重要的组织方式之一，这首先是出于安全考虑。许多人在这里没有合法身份，组织公开活动常常处在灰色地带。我们之前尝试举办音乐会，就曾被举报，不得不临时更换场地。但足球比赛却相对容易获得允许，因为普通泰国人也喜欢踢球。更重要的是，足球几乎没有门槛，而在湄索工作的缅甸移工本来也有踢球的传统，很容易就能把年轻流亡者和移工群体聚在一起。
\n\n我们也组织女子足球队和青少年比赛，并在比赛过程中讨论反家庭暴力、性别平等以及反法西斯等议题。那些在政变之前就已经来到这里谋生的人，有些原本对革命保持距离，但通过一起踢球，他们逐渐开始理解，也慢慢参与到讨论中来。
\n\n另一方面，一些政变后来到这里的大城市年轻人，沉浸在作为“革命流亡者”的身份认同中，反而看不起那些更早来到这里的普通人——通常是移民工人或从事跨境贸易的穆斯林群体，觉得他们“不够进步”。但事实上，这场革命中同样充斥着种族主义和缅族沙文主义。与其不断划分敌我，我更愿意相信，重要的是给人们留下改变的空间。
\n\n缅甸的教育体系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带着民族主义偏见成长的人，而如今，政变、革命与流亡所带来的断裂，也许正是我们重新争取他们的机会。
\n\n“公民不服从运动”（CDM）是2021年2月1日军方政变后，由医护人员发起并迅速扩大的非暴力抗争，旨在通过集体辞职、罢工和抵制军政府，令国家机器停摆。 ↩
\n《2008宪法》是缅甸军政府主导的民主转型时期起草的宪法，并在2008年进行了公投，作为缅甸民主路线图的一部分，但反对派认为这是继续在全国进行军事控制的工具。宪法规定议会中有25%的席位保留给军方，从而使其实际上拥有对修宪的否决权。 ↩
\nR2P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简称保护责任，是一项国际安全与人权原则，旨在确保各国保护其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种族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侵害。如果一国未能履行此职责，国际社会应通过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干预，包括外交、人道主义或其他手段，甚至在必要时授权采取军事行动。 ↩
\n人们在黄昏时在阳台上敲锅抗议，是一种缅甸民间信仰传统，在黄昏时制造噪音驱赶恶魔。 ↩
\n2019年12月，缅甸时任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在海牙国际法院（ICJ）出庭，为缅甸军方被控对罗兴亚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进行辩护。 ↩
\n指参与了1988年“8888”民主运动或1996学生运动的两代人。 ↩
\n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以及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的默许下，叙利亚军队正包围罗贾瓦（Rojava）的自治社区，试图将其强行纳入叙利亚国家体制之中。罗贾瓦的叙利亚民主力量（SDF）已经签署和平协议，同意整合进入国家体系，但最终结果仍有待观察。
\n\n2024年底，在土耳其支持下的 反政府武装 进入大马士革， 推翻 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Sharaa），又名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Abu Mohammad al-Julani），随后成为叙利亚总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新成立的叙利亚政府开始努力争取全球各大国的支持，包括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以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n\n2026年1月6日，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圣战主义准军事力量协调行动，对阿勒颇市的库尔德社区谢赫·马克苏德（Sheikh Maqsood）发动进攻。1月10日，SDF与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一同撤离。
\n\n三天后，叙利亚政府对整个罗贾瓦发动攻击。1月18日，总统沙拉（朱拉尼）宣布与SDF达成停火协议，但战斗几乎立即恢复。罗贾瓦面临全面灭绝战争的威胁，包括土耳其军队 再次入侵 的可能。1月20日，SDF同意停火，条件包括该地区隶属于大马士革政府，SDF并入叙利亚军队。昨日停火再次延长，但目前罗贾瓦部分地区仍处于围困之中。
\n\n尽管国家主义者声称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防止“混乱”和族群冲突，但叙利亚的现实恰恰相反：试图集中国家权力的人正以族群暴力作为手段。历史上，将国家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族群清洗，这并非首次发生。
\n\n以下是来自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份声明——他们曾参与保卫罗贾瓦——阐述这些最新局势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若需了解冲突历史背景，可从 相关资料 入手，也可通过罗贾瓦当地无政府主义者获取 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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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6日停火后该地区的局势地图。
\n2012年，在叙利亚革命初期，随着阿萨德政权逐渐失去对国家的控制，长期地下组织的库尔德力量抓住权力真空的机会，扩展自治结构，保卫人民。此后多年，罗贾瓦革命发展成为多民族力量，包含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叙利亚基督徒、亚述人、亚美尼亚人、雅兹迪人和土库曼人等社区。在一次次战斗中，这些力量通过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从ISIS及其他原教旨主义武装手中解放大片土地，在库尔德自由运动及其被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提出的民主邦联主义原则下，实现了相对安全、稳定与自治。
\n\n罗贾瓦的自治实践展示了中东地区专制王朝与神权政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但革命面临众多敌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奥斯曼主义领导人埃尔多安统治下的 定居殖民主義 土耳其国家。为破坏库尔德自决，土耳其长期支持叙利亚境内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包括庇护“解放沙姆组织”（HTS）、扶植“叙利亚国民军”（SNA），并为ISIS输送资金、人员与武器。
\n\n但土耳其并非唯一试图在叙利亚东北部建立霸权的力量。法国在20世纪初曾殖民叙利亚，英国在分裂库尔德斯坦地区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后，美国自1990年代起在邻国伊拉克发动长期战争，极大破坏区域稳定，并助长基地组织等逊尼派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俄罗斯则长期在军事、经济与政治上支持阿萨德政权，普京是其对抗民众起义的主要保障者。如今，普京与华盛顿方面的政治人物一起，与新叙利亚政府建立军事与经济联系，帮助其巩固权力。特朗普家族与卡塔尔存在广泛商业联系，美国政府的战略利益总体上与土耳其及海湾国家构成的逊尼派地缘政治轴心重叠，尤其在针对伊朗问题上。
\n\n许多原教旨主义组织，如基地组织与ISIS，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外国势力对该地区长期干预所造成的不稳定的产物。尽管这些帝国高喊“反恐战争”，却将战争、恐怖与巨大苦难带到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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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罗贾瓦是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埃尔多安、川普、ISIS住手！
\n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与伊朗等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夹缝中，罗贾瓦革命自治项目绝不存在于其中任何帝国/民族国家所规划的未来图景之中。
\n\n2018与2019年，土耳其军队及其代理武装SNA占领阿夫林与塞雷卡尼耶地区，并迅速清洗当地原住民库尔德人口。2024年阿萨德政权迅速崩溃后，由HTS领导的叙利亚过渡政府（STG）试图将逊尼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宗派政治强加于整个叙利亚。新叙利亚军队以残酷方式推进，试图摧毁罗贾瓦革命最重要成果——妇女解放以及各民族相对和平共处与自治。2025至2026年期间，大量视频与照片记录了过渡政府士兵的罪行，包括肢解女性战士尸体并割下她们的 辫子 作为战利品。
\n\n许多从ISIS手中解放的地区如今再次落入神权法西斯势力手中：曼比季、塔布卡、拉卡、代尔祖尔、沙达迪等地。许多国际主义者曾与阿拉伯和库尔德战友并肩作战解放这些地区，不少 同志 为此牺牲，如今这些成果被逆转令人痛心。
\n\n西方政府实际上已为大马士革对罗贾瓦施加灭绝战争威胁开了绿灯，他们与土耳其和STG同样负有责任。尽管西方军事联盟曾在2014年保卫科巴尼、2017年解放拉卡中发挥作用，但如今他们对SDF的背弃更加说明问题：他们宁愿将库尔德人当作炮灰，也不愿看到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控制的多民族平等实验继续存在。
\n\n这些政府领导人在HTS进入大马士革后争相与朱拉尼握手，同时声称将与新政府合作打击ISIS，而 ISIS 支持者 却 出现 在STG队伍之中。
\n\n朱拉尼保护少数族群的承诺被证明都是谎言：其部队先在西部屠杀 阿拉维派，随后南下攻击德鲁兹人，接着在土耳其、美国、法国与以色列政府默许下向东攻击库尔德人及其他维护多民族社会的社区。
\n\n为防止政府编造库尔德人占领阿拉伯土地、对阿拉伯人发动战争的叙事，SDF撤至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并成功阻止政府军推进。通过顽强抵抗，他们迫使大马士革重新谈判，但目前停火极其脆弱，将罗贾瓦整合进国家体系的步骤仍模糊不清，政府是否履行承诺仍待观察。\n叙利亚军队仍未解除对科巴尼的围困，数十万流离失所者仍无法返回家园。
\n\n作为国际主义者，我们谴责美国、俄罗斯与欧洲政府。这一背叛只是其反人类罪行清单中的又一例证。国家机器没有伦理与人性，掌控这一体系的人也已失去人性。石油与资源开采、贸易路线、势力范围与军事霸权构成帝国的语言与原则。在帝国逻辑中，美国政府再次背弃库尔德人只是一次政策调整，无论造成多少流血。
\n\n当敌军再次包围科巴尼并威胁赫塞克、提尔泰米尔与卡米什利时，我们仍将致力于保卫革命。停火能否维持尚未可知。每当SDF拒绝大马士革提出的不可接受条件，STG便对民众发动恐怖行动并将其归咎于SDF。即便给予库尔德人与其他社区更多象征性代表权，也无法解决问题。只要原教旨主义、宗派暴力与中央集权政治主导朱拉尼政权，叙利亚就不会有持久和平。
\n\n这场危机凸显了罗贾瓦运动的核心目标：保护当地人民，通过政治而非军事方式解决冲突，让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些价值依然存在，尽管SDF与自治政府被迫在不利条件下签署和平协议。
\n\n一些外界人士将协议视为革命失败，但我们之中仍有人手持武器坚守阵地。革命不会因上层决定而终结，而取决于普通人在困境中的选择。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仍将与这场革命并肩前行。这是一次挫折，而非终章。
\n\n只要我们仍能与人民一起组织起来，为国际主义者提供空间，推动集体教育与训练，推进多元共存与妇女自由的自治社会事业，我们就会继续这样做。与大马士革的协议可能迫使我们改变行动方式，但无法终止这一进程。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6/02/09/3.jpg\")
\n我们呼吁所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继续支持罗贾瓦革命及其社区，无论谈判结果如何。
\n\n要维护异国他乡的人民权力与自治的保卫始于自身社会，始于你所在的本土阵地，尤其是在那些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国家。我们谦逊地从罗贾瓦革命中学习其组织形式、革命精神与面对强敌的勇气。单靠武器与肉身无法对抗帝国战争机器，对抗这样的敌人需要全球人民的革命战争。
\n\n如果国际秩序不发生根本改变，罗贾瓦以及所有社会革命与解放运动都将继续受制于大国摆布：需要时利用，失去价值后便被抛弃与镇压。唯一的出路是推动国际主义合作与组织，使全球斗争相互连接。今天，保卫罗贾瓦是这一努力的重要战线之一。
\n\n立即的实际支持可以通过向 Heyva Sor、Riseup4Rojava 与 Tekoşîna Anarşîst 等项目捐款，以及通过社交媒体、新闻发布、小册子与电影传播罗贾瓦处境。
\n\n从长远来看，应将库尔德斗争与其他平行斗争联系起来。例如，在美国，ICE推动的种族主义暴力与朱拉尼通过屠杀整合少数族群的策略相呼应。除传播信息外，我们还需将人们的实际需求与政治理念结合，建立互助网络。尽管选举政治无法带来根本变革，但在某些地方仍可对政客施压，阻止其纵容罗贾瓦或其他地区的族群清洗。
\n\n我们作为来自当今三大帝国——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写下此文。在一个正走向生态灾难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星球上，我们试图跨越地缘政治裂痕，与被压迫者并肩斗争。若要建立基于自治、正义与社会多元的新世界体系，就必须拆解（dismantle）当前的民族国家体系、经济剥削与父权结构。我们所见之处，没有所谓帝国之间的角逐，只有针对人民的各种战争。因此，帝国的瓦解只能由人民通过自主组织行动来实现。
\n\n谨致革命的问候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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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贾瓦的人们庆祝诺鲁孜节。
\nTêkoşîna Anarşîst—The website of a revolutionary anarchist organization working in northeastern Sy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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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自 2025 年 12 月 28 日起，伊朗全国爆发新一轮抗议浪潮。抗议起初源于严峻的经济困境，随后迅速演变为要求推翻现政权的政治运动。这已是伊朗在过去十年中至少出现的第五次大规模抗议，其社会动员延续了此前的劳工抗争与女性主义抵抗传统。然而，在这场起义进程中，基层抗议者不仅要面对国家镇压，还要警惕来自反动君主制势力的干扰——这些势力多活动于伊朗境外，正试图争取美国和以色列的支持，以谋求掌控政治权力。
\n\n这一切发生在极度动荡的地缘政治背景之下。以色列政府正在加紧对加沙和黎巴嫩的轰炸，并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持续推进土地掠夺；同时，它正筹备修建一处定居点，意图将约旦河西岸一分为二，从而在地理和政治上彻底扼杀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刚刚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及其妻子，企图借此攫取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这一行径清楚地表明，美国为了维系其霸权，已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对内对外施行赤裸裸的暴力统治。
\n\n2024 年秋季，尼泊尔等地的抗议运动再次证明，社会运动依然有能力推翻既有政权。如果伊朗爆发一场成功的革命，它完全可能引发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变革浪潮。然而，倘若这场革命被反动势力所劫持，其后果将极其严重——不仅会扼杀伊朗人民的解放前景，还可能令全球解放运动倒退一代，甚至更久。
\n\n利害关系从未如此之高。我们有责任去了解伊朗的基层运动，并给予它们支持：既因为它们正直面一种近乎绝境的处境，也因为必须防止一个服务于以色列和美国利益的傀儡政权上台。基于此，本文呈现了对过去一周半以来这场起义的三种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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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本文由一位身处伊朗境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撰写。该作者正积极记录并报道当前局势。出于严重的安全风险考虑，作者选择保持匿名。
\n\n近十年来，伊朗社会反复爆发针对现行政治体制——伊斯兰共和国——的街头抗议浪潮。尽管这些抗议在表面上由不同的直接导火索引发，但它们无一例外地植根于长期存在且始终未被解决的结构性危机之中：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危机。这些深层问题持续塑造着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
\n\n在这一系列抗争中，国家对公众不满的主要回应始终是系统性的镇压。抗议运动一再遭遇致命武力、集体逮捕、长期监禁以及广泛的恐吓手段。这种镇压逻辑非但没有解决危机，反而持续制造和积压社会愤怒，使对不公与被剥夺的感受在社会各层面不断发酵。
\n\n最近一轮抗议最初由伊朗国家货币的剧烈崩溃以及民生状况的急剧恶化所引发。里亚尔的迅速贬值，加之失控的通货膨胀和普遍化的贫困，已将社会中大批人群推向无法维持基本生存的边缘。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场危机并非暂时性的，也不可能通过改革加以解决，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与现存的权力体系密不可分。
\n\n与此前的抗议浪潮不同，当前的抗争展现出一种更为广泛的集体意识。示威不再局限于特定城市或单一社会群体，而是同时在多个地区爆发，参与者横跨不同阶层与社会板块。经济诉求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要求，抗议者公开呼吁终结威权统治，彻底瓦解伊斯兰共和国这一统治结构。
\n\n与此同时，反对派的部分势力——尤其是君主制集团——正试图借助抗议运动牟取利益。通过卫视媒体和社交平台，这些势力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借助对革命前时代的怀旧叙事，将民众的愤怒导向他们自身的权力计划。
\n\n与此同时，国家的镇压力度明显升级。报道显示，近期已有十余名抗议者被杀，数百人遭到逮捕，而实际数字很可能更高。安全部队加大了暴力手段、监控措施和任意拘押的使用，对抗议者及更广泛的民众施加了巨大压力。
\n\n总体来看，当前伊朗的局势远非一场自发性的骚乱。它反映出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民众对治理机构的信任正在崩塌，同时标志着社会与统治秩序之间对抗进入关键阶段。未来走向，将取决于社会抵抗力量、国家镇压力度，以及人民在独立于国家权力与精英反对势力之外自我组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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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以下分析由 Roja提供，这是一个总部位于巴黎的独立左翼女性主义集体。Roja 成立于吉娜（Mahsa）阿米尼遭遇女性谋杀案件之后，并伴随着2022 年 9 月的 “Jin, Jiyan, Azadi”（女性、生命、自由）起义的开始。该集体成员来自伊朗境内的不同民族和政治地域，包括库尔德人、哈扎拉人、波斯人等，并由多国籍的政治活动家组成。Roja 的活动不仅与伊朗及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相关，也与巴黎当地的社会斗争保持联系，并与国际主义运动相呼应，包括声援巴勒斯坦等行动。 “Roja”这一名称蕴含多重语言的意义：在西班牙语中，“roja”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意为“光”与“日”；在马赞达拉尼语中，“roja”指“晨星”或“金星”，被视为夜空中最明亮的天体。
\n\n更新，1月9日：本政治分析由 Roja 于 2026 年 1 月 4 日撰写，正值伊朗全国抗议的第六天。自那以来，局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 1 月 8 日这一历史性的夜晚，即起义的第十二天。当天，库尔德政党号召在库尔德斯坦等地的商贩和商业经济领域举行总罢工。商店停业与全国范围内的街头和校园动员汇合。与安全部队的冲突蔓延至数十座城市，从首都到边境省份；一份人权监测报告指出，当天至少有 21 个省份的 46 座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到日落时分，流传的影像显示，群众规模之大已远超常规警力所能控制：数百万人重新夺回街头，许多地方甚至迫使安全部队节节后退——这种氛围，对许多人而言，唤起了对 1979 年革命前数月的记忆。
\n\n1 月 8 日晚间，当伊斯兰共和国的镇压机器出现动摇、街头控制权开始流失时，当局实施了近乎全面的互联网封锁。截至本文写作时，断网仍在持续，其目的在于切断协调网络，并阻止对杀戮行为的记录与传播。
\n\n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重申，若伊斯兰共和国升级杀戮，美国将实施报复；但他也仅部分地与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保持距离，表示不确定会面是否合适，并称“我们应让人们自行行动，看看谁会脱颖而出”。对“国王之子”的过度关注，掩盖了另一种同样真实却未被充分讨论的趋势：即通过内部重组实现受控转型——变革但不破裂——这正是近期委内瑞拉局势的发展路径。
\n\n自 2025 年 12 月 28 日起，伊朗再次陷入大规模抗议的火热之中。街头响起了“打倒独裁者” “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至少在 26 个省份的 78 座城市、222 个地点传遍街头巷尾。这轮抗议不仅针对贫困、飞涨的物价、通货膨胀和财产剥夺，更是针对一个已经腐朽至骨髓的政治体系。对于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女性、酷儿群体以及非波斯族裔少数民族——生活已变得难以维系。这不仅源于“十二天战争”后伊朗货币的自由跌落，还因为基础社会服务的崩溃（包括频繁停电）、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空气污染、干旱、森林砍伐及水资源管理失效）以及大规模处决（仅 2025 年就至少 2,063 人），所有因素叠加，使民众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
\n\n当前抗议的核心，是社会再生产危机，而其最终目标，是重夺生活的权利。
\n\n这一轮起义是自 2017 年 12 月“面包起义”以来的第五次全国性抗议浪潮。随后，2019 年 11 月的血腥起义爆发，以愤怒回应燃油价格上涨和系统性不公。2021 年的“口渴者起义”由阿拉伯族裔少数群体发起并领导，揭示了边缘化群体的生存困境。2022 年的“女性、生命、自由”起义将女性解放斗争与被压迫民族（如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的反殖民抗争推向前台，开辟了新的斗争视野。
\n\n今天的起义再次以社会再生产危机为核心，但背景已更为激进和战后化。抗议往往从民生诉求出发，却以惊人的速度将矛头指向权力结构和腐败的统治寡头阶层。
\n\n当前伊朗的抗议运动正遭受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多重围困。就在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帝国主义袭击的前一天，唐纳德·特朗普披着“支持抗议者”的话语外衣发出威胁：如果伊朗政府“像他们一贯做的那样杀害和平抗议者，美国将出手相救。我们已经上膛待命，随时准备行动。”这是帝国主义最陈旧、也最血腥的剧本——以“拯救生命”的修辞为战争正名，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利比亚。直到今天，美国仍在重复这一剧本：仅在 2025 年一年内，它就对七个国家发动了直接军事打击。
\n\n种族灭绝式运作的以色列政府，曾在所谓“女性、生命、自由”的名义下对伊朗发动为期十二天的军事攻击，如今却在社交媒体上用波斯语写道：“我们与你们站在一起，抗议者们。”而君主制支持者——作为犹太复国主义在伊朗反对派中的本地代理——在“十二天战争”期间公然支持以色列、背负耻辱与污名之后，正试图将自己包装成唯一的政治替代方案，呈交给他们的西方主子。他们通过选择性呈现与操纵现实，发动了一场网络运动，企图劫持抗议、篡改、歪曲乃至伪造街头口号，使之服务于君主制的叙事。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欺骗性、垄断野心与媒体权力，更重要的是，也暴露了他们在国内的虚弱——因为他们在伊朗社会内部并不掌握任何实质性的物质力量。打着“让伊朗再次伟大”的口号，这一群体为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帝国主义行动欢呼，并幻想着由美以特工“绑架”伊斯兰共和国统治者的那一天。
\n\n当然，还有那些阵营主义的伪左派——自诩为“反帝国主义者”的人——他们通过给伊斯兰共和国的独裁统治涂抹一层“反帝”面具，为其暴行洗白。他们重复着陈腐的指控，声称“在这种条件下的起义不过是在为帝国主义效力”，从而质疑当前抗议的正当性。在他们眼中，伊朗只能通过地缘政治来理解，仿佛任何起义都只是美以阴谋的伪装版本。正是在这种逻辑下，伊朗人民的政治主体性被彻底否认，而伊斯兰共和国在屠杀和镇压自身人民的同时，却被赋予了话语与政治上的豁免权。
\n\n“对帝国主义愤怒，却对革命恐惧”——借用阿米尔·帕尔维兹·普扬那一著名论断——这种立场是一种反动的“反反动”。我们甚至被告知，在国际空间中不应使用波斯语之外的任何语言书写伊朗近期的抗议、杀戮与镇压，否则就会给帝国主义提供“借口”——仿佛在波斯语之外，这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不存在能够共享命运、共享经验、建立联系与斗争团结的人。对阵营主义者而言，唯一的主体是西方政府，唯一的社会现实是地缘政治。
\n\n正是针对这些敌人，我们坚持当前抗议的正当性，坚持压迫的交织性，以及斗争命运的共同性。反动的君主制潮流正在伊朗极右翼反对派内部扩张，帝国主义对伊朗人民的威胁——包括外部军事干预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在四十多年残酷镇压、剥削，以及国家针对非波斯族群实施的“内部殖民主义”中锻造出来的人民之怒。
\n\n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这些矛盾本身。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一股从伊朗社会地狱深处涌现的起义力量：人们为了生存而押上生命，正面迎击镇压机器。
\n\n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以“外部威胁”为借口，否认施加在数百万伊朗人民身上的暴力——更没有权利否认他们反抗这种暴力的权利。
\n\n走上街头的人们，早已厌倦了抽象、简化、居高临下的分析。他们在矛盾之中斗争：一方面承受制裁，另一方面目睹国内寡头的掠夺；他们害怕战争，也害怕内部独裁。但他们没有被恐惧冻结。他们坚持成为自身命运的能动主体——而至少自 2017 年 12 月以来，他们的视野已不再是改革，而是伊斯兰共和国的终结。
\n\n这轮抗议由里亚尔的自由坠落点燃，最初首先在首都的商贩群体中爆发，尤其集中在手机与电脑市场。但它很快就扩展为一场广泛而异质的起义，将首都德黑兰商贸经济体系中的雇佣劳动者、街头小贩、搬运工以及服务业劳动者卷入其中。随后，这场反抗迅速从德黑兰的街头蔓延至大学，并扩散至其他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这些地方如今已成为本轮抗议浪潮的核心地带。
\n\n从一开始，街头口号就直接指向整个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本身。今天，这场起义主要由贫困者与被剥夺者所推动：青年、失业者、被资本体系抛弃的“剩余人口”、不稳定劳动者以及学生。
\n\n有人因为抗议最初爆发于巴扎（德黑兰的商业经济体系）而轻率地否定这场运动——巴扎常被视为政权的盟友，也是商业资本主义的象征。他们将抗议贴上“小资产阶级”或“与政权有关联”的标签。这种反射式的判断让人想起 2018 年法国“黄背心”运动初期遭遇的反应：由于起义并非源自“传统”的工人阶级及左翼组织网络，又夹杂着矛盾的口号，许多人迅速断言它注定会滑向反动。
\n\n但一场起义从何处开始，并不决定它将走向何方。其出发点并不预设其历史轨迹。当前伊朗的抗议完全可能由任何火花重新点燃，而不仅仅是巴扎。在这里亦然：始于巴扎的反抗，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各地城市贫民的社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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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如果说 2022 年“Jin, Jiyan, Azadi”（女性、生命、自由）起义的核心主要来自被边缘化的地区——库尔德斯坦与俾路支斯坦——那么今天，西部和西南部的中小城市已成为动荡的关键节点：哈马丹、洛雷斯坦省、科吉卢耶与博耶尔—艾哈迈德省、克尔曼沙赫和伊拉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洛尔人、巴赫蒂亚里人和拉克人等少数族群，正被伊斯兰共和国层层叠加的危机所双重甚至多重碾压：制裁压力与战争阴影、族群压迫与剥削，以及威胁其生存的生态毁灭——尤其是在扎格罗斯山脉一带。
\n\n正是在这一地区，伊斯兰共和国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前一天处决了莫贾希德·科尔科尔（Jina / Mahsa Amini 起义期间的洛尔族抗议者）；也是在这里，2022年起义期间，9 岁的儿童基安·皮尔法拉克在安全部队的实弹射击中丧生。
\n\n然而，与吉娜起义不同——后者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沿着性别 / 性取向与族群断裂线扩展——近期的抗议中，阶级对立更为直接地浮现，其扩散路径也更多遵循一种群众化的逻辑。
\n\n在 2025 年 12 月 28 日至 1 月 4 日期间，至少 17 人被伊斯兰共和国的镇压力量使用实弹和霰弹枪杀害——其中大多数是洛尔人（广义上的，尤其在洛雷斯坦以及恰哈马哈尔—巴赫蒂亚里地区）和库尔德人（尤其在伊拉姆和克尔曼沙赫）。数百人被捕（至少 580 人，其中包括不少于 70 名未成年人），数十人受伤。随着抗议的推进，警察暴力不断升级：在伊拉姆的第七天，安全部队突袭霍梅尼伊玛目医院，试图逮捕伤者；在比尔詹德，他们袭击了一所女子学生宿舍。随着起义的加深，死亡人数仍在上升，真实数字无疑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
\n\n当然，暴力的分布并不均衡：在中小城市，尤其是在被推向边缘的少数族群社区，镇压更为残酷。伊拉姆省马莱克沙希和克尔曼沙赫省贾法拉巴德发生的血腥屠杀，正是这种结构性压迫与镇压差异的明证。
\n\n在抗议的第四天，政府在各机构之间协同配合下，以“严寒天气”或“能源短缺”为借口，宣布 23 个省大范围停工停课。事实上，这是试图切断起义扩散的回路——巴扎、大学与街道。同时，大学也愈发频繁地转向线上教学，以此削弱各个抵抗空间之间的横向联结。
\n\n“十二天战争”结束后，伊朗的统治集团在其权威严重崩塌的情况下，愈发公开地诉诸暴力。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和平民的袭击，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与社会空间的军事化与安全化，其中尤以针对阿富汗移民的大规模种族主义驱逐行动最为突出。而当国家不断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辩解时，它自身却已成为不安全的主要制造者：通过前所未有的处决激增、对囚犯的系统性虐待，加剧了生命的不安全；又通过对民生的残酷压缩，显著强化了经济层面的不安全。
\n\n“十二天战争”之后，美国和欧盟加紧制裁，并启动联合国安理会的“快速恢复制裁机制”，进一步收紧了对石油收入、银行体系和金融部门的压力，扼杀外汇流入，加深了财政危机。
\n\n自 2025 年 6 月 24 日战争结束起，到 12 月 18 日德黑兰巴扎爆发首轮抗议的当晚，里亚尔的价值下跌了约 40%。这并非所谓“自然”的市场波动，而是制裁升级与伊斯兰共和国有意将危机影响自上而下转嫁给社会底层的共同结果，其核心手段正是对本国货币的“管理性贬值”。
\n\n制裁必须被无条件谴责。但在当下的伊朗，制裁同时也成为一种内部阶级权力的工具。外汇正日益集中在一个军事—安全寡头集团手中，这一集团通过规避制裁和不透明的石油中介活动攫取暴利。出口收入事实上被“挟持”，只在特定时刻、以被操纵的汇率释放到正式经济体系中。即便石油销售上升，其收益也主要在准国家机构和“平行国家”（尤其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循环，而非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n\n为了弥补收入下滑和资金回流受阻造成的财政赤字，国家转而推行削减补贴和紧缩政策。在这一框架下，里亚尔的骤然贬值成为一种财政工具：它迫使被“囤积”的外汇在国家设定的条件下重新进入流通，同时迅速扩大政府的里亚尔财政空间——因为国家本身正是美元的最大持有者之一。其结果，是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层收入的直接掠夺，以及将规避制裁和货币租金带来的利润转移给一个狭窄的少数群体，从而进一步加剧阶级分裂、生计不稳定和社会愤怒。换言之，制裁的成本被直接转嫁给了底层阶级和不断萎缩的中间阶层。
\n\n因此，国家货币的崩溃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有组织的国家掠夺：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又被制裁扼住咽喉的经济体中，统治集团通过有意识的汇率操纵，为与其相连的中介网络牟利；在一个将新自由主义式的价格放开奉为圭臬的国家体制中，这种操纵构成了治理逻辑本身。
\n\n阵营主义的伪左派将危机简化为美国制裁和美元霸权的问题，从而抹去了伊斯兰共和国统治阶级作为剥夺与金融化积累主动行为者的角色。右翼阵营主义者——通常与西方帝国主义立场一致——则将一切责任归咎于伊斯兰共和国，并将制裁视为无关紧要。这两种立场互为镜像，各自服务于明确的政治利益。反对这两者，我们坚持指出全球性与本地性的掠夺和剥削是相互交织的。是的，制裁通过药品短缺、工业零件匮乏、失业和心理侵蚀摧毁着人们的生活——但这一重负被社会化地转嫁给了人民，而不是落在那个通过控制非正式的货币与石油流通渠道而积累起巨额财富的军事—安全寡头集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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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街头，可以听到彼此矛盾的口号：既有要求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呼声，也有带着怀旧情绪的君主制诉求。与此同时，学生群体则喊出同时反对伊斯兰共和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口号。亲国王、亲巴列维的口号确实反映了现实中的真实矛盾，但它们同样被右翼媒体的扭曲所放大、制造——包括用君主制口号公然替换抗议者真实声音的可耻行径。在这一媒体操控中，伊朗国际（Iran International）是首要推手，它已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君主制宣传的扩音器。据报道，该媒体的年预算约为 2.5 亿美元，资金来自与沙特和以色列政府有关联的个人与机构。
\n\n在过去十年中，伊朗的社会—政治地理逐渐成为两种不同政治视野之间的张力场，这种张力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反伊斯兰共和国组织模式得以体现。一方面，是沿着阶级、性别／性取向与族群断裂线展开的、具体而嵌入式的社会组织实践——最鲜明的例子，便是 2022 年吉娜起义期间形成的交叉网络，这些网络从埃文监狱延伸至海外侨民空间，在女性、库尔德人、俾路支人等多元力量之间促成了前所未有的联合，在反对独裁的同时，提出了女性主义与反殖民的政治视野。
\n\n另一方面，则是一种被包装为“民族革命”的民粹主义动员，它通过卫星电视网络制造出一个由原子化个体构成的、表面同质的群众主体。这个项目在以色列和沙特的支持下，试图拼装出一个“身体”，以便日后从外部将其“头部”——被废黜国王之子——通过外国干预强行嵌入并嫁接其上。过去十年间，君主制支持者凭借其庞大的媒体权力，持续将公共舆论推向一种极端、种族化的民族主义方向，加深族群裂痕，瓦解伊朗人民的政治想象力。
\n\n这一思潮近年来的扩张，并不意味着人民在政治上的“落后”，而是源于左翼组织与媒体力量的长期缺席——它们未能生产出一个足以抗衡的、反霸权的话语体系。这种缺席与虚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镇压与窒息的产物，也正因此为这种反动民粹主义打开了空间。在缺乏来自左翼、民主力量与非民族主义阵营的强有力叙事时，即便是诸如自由、正义、妇女权利等普遍性的口号与理想，也极易被君主制支持者挪用，再以看似进步的外壳重新兜售给人民，而其内核却是威权主义的。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包装甚至借用了社会主义的词汇——这正是极右翼吞噬政治经济学阵地的方式之一。
\n\n与此同时，随着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对抗不断激化，这两种政治视野与组织模式之间的张力也在加剧；今天，这种分裂已经清晰地体现在抗议口号的地理分布之中。由于“巴列维回归”项目代表的是一种以波斯族裔民族主义为基础、带有强烈父权色彩的右翼政治视野，因此，在那些已出现基层工人组织与女性主义实践的地方——如大学校园，以及库尔德、阿拉伯、俾路支、土库曼、阿拉伯和突厥地区——亲君主制的口号往往基本缺席，甚至会遭到明确的反感与抵制。
\n\n正是这种充满矛盾的现实，导致了对近期起义的多种误读。
\n\n伊朗正站在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伊斯兰共和国正处于其历史上最脆弱的阶段之一——在国际层面，自 2023 年 10 月 7 日之后，所谓“抵抗轴心”遭到削弱；在国内层面，则是在多年反复的起义与叛乱之后，统治合法性持续崩塌。新一轮抗议的走向仍不确定，但危机的规模与社会不满的深度意味着，新的爆发随时可能发生。即便今天的起义被镇压，它也必将再次归来。在这一政治形势下，任何军事或帝国主义干预，都只会削弱来自底层的斗争能力，同时强化伊斯兰共和国实施镇压的正当性与手段。
\n\n过去十年间，伊朗社会一直在从底层重新发明集体政治行动的形式。从吉娜起义中的俾路支斯坦与库尔德斯坦，到本轮抗议中洛雷斯坦、伊斯法罕等中小城市，政治能动性——在缺乏任何自上而下的正式代表的情况下——逐渐转移到了街头、罢工委员会以及地方性的非正式网络之中。尽管面临残酷镇压，这些能力与联结依然在社会内部存活，其回归并凝结为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并未消失。但决定这些斗争是否能够持续、以及将走向何方的，并不仅仅是愤怒的积累，更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地平线，形成真正的替代方案。
\n\n而这一地平线正面临两种并行的威胁。一方面，它可能被境外右翼力量挪用或边缘化——这些力量将人民的苦难工具化，用以为制裁、战争或军事干预辩护。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派系——无论是军警—安全集团，还是改革派残余——正在幕后运作，试图将自己包装成对西方而言“更理性”“成本更低”“更可靠”的选择：一种来自伊斯兰共和国内部的“替代方案”，其目的并非打破既有的统治结构，而只是换一张面孔对其进行重组。（唐纳德·特朗普正试图在委内瑞拉采取类似手段，迫使统治集团内部的部分力量向其意志弯曲，而非真正改变政权。）这是一种冷酷的危机管理算计：压制社会愤怒，重新校准与全球强权的关系，并在剥夺人民自决权的前提下，复制既有秩序。
\n\n正是在反对这两种路径的意义上，重建一种解放性的国际主义政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这并非一种抽象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一种明确的实践取向：将人民的斗争置于分析与行动的中心——强调自下而上的组织，而不是由自封领袖从上方书写的剧本；拒绝由外部力量制造的虚假对立。今天的国际主义，意味着同时坚持人民自决的权利，以及反对一切形式统治的义务——无论这种统治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真正的国际主义联盟，必须建立在切身经验、具体的团结关系与独立的组织能力之上。
\n\n这要求左翼、女性主义、反殖民、生态与民主力量，积极参与到抗议浪潮中，推动广泛的、以阶级为基础的组织建设——既为了重新夺回生活本身，也为了打开社会再生产的替代性地平线。同时，这种组织工作必须与此前斗争的解放性地平线保持连续性，尤其是与“Jin, Jiyan, Azadi（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相连。那场运动所释放的能量，至今仍然具备同时撼动伊斯兰共和国、君主制支持者、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那些幻想通过“可控过渡” 重新融入美以区域积累体系的前改革派的潜力。
\n\n这同样是伊朗侨民政治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既可能参与重新定义一种解放政治，也可能继续复制“内部专制 vs 外部干预”这一早已枯竭的二元对立，从而延长政治僵局。在这一背景下，侨民力量有必要迈出实质性一步，推动形成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政治集团——在内部专制与帝国主义统治之间划出清晰界线。这一立场意味着：一方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干预；另一方面，与伊斯兰共和国进行明确决裂，拒绝以“对抗外部敌人”为名为任何形式的镇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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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本文节选自北叙利亚当地无政府主义国际主义者的一份声明。
\n\n伊朗是中东地缘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行动者。在阿萨德时代，伊朗的影响力也深刻作用于叙利亚：走私与各类运输线路经由叙利亚运转，为真主党提供补给。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垮台，伊朗被挤出了叙利亚，并总体上失去了其在该地区原有的力量地位。2025 年 6 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进一步加剧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困境。
\n\n伊朗国内的抗议活动持续爆发。2022 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核心口号的抗议在全球范围内广为人知，而当下的抗议与当时类似，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人民的不满最初源于经济因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与贫困加剧，但很快转向对整个政权的否定，呼吁推翻统治。抗议者在街头与警方发生冲突，已有人员死伤。
\n\n在 2025 年以色列和伊朗局势升级期间，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关于“有意颠覆伊朗、以实现政权更迭”的公开表态。这正是美国对其视为“不合适”的地区政府一贯采用的标准手段：为更“合作”的政治人物清扫道路——正如其曾试图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在最近一次以色列和伊朗战争升级期间，甚至流传着一种说法：美国已准备好一个“民主”的统治人物，作为潜在的接班人。尽管这一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但考虑到美国在其他情境中的做法（例如近期对委内瑞拉总统的绑架事件），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可想象。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声称如果伊朗“像他们一贯那样残忍杀害和平示威者”，美国将出手相助的言论，其真实含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n\n伊朗库尔德斯坦（Rojhilat）是伊朗最具反抗性的地区之一。数十年来，该地区争取自治的努力屡遭挫败，但在伊朗境内的游击斗争始终未曾停止。PJAK（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公开声援当前的抗议运动，并再次谴责现政权。
\n\n库尔德解放运动并非只在叙利亚或土耳其展开斗争。来自 Rojhilat 的消息较少登上国际头条，但伊朗境内的处境对解放斗争而言尤为严酷。PJAK 的武装力量中包括一支女性武装分支，这一点在一个对社会实施“道德警察”、并一贯伤害最脆弱群体——尤其是女性——的独裁体制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n\n德黑兰的动荡可能对库尔德地区有利，也可能削弱俄—伊—中这一帝国主义同盟轴线。然而，由美国、以色列或任何外部力量扶植的傀儡政府，都不可能解决伊朗的库尔德问题。更进一步说，在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框架内“解决”库尔德问题，根本无法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中东提供真正的出路。由叙利亚东北部民主联盟党（PYD）在实践、并由 PJAK 在 Rojhilat 倡导的民主邦联主义，为通往和平提供了一条更具希望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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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力量统治、由武力统治、由权力统治的世界里”，斯蒂芬·米勒在2026年1月5日接受CNN主持人杰克·塔珀采访时如是说，在为武力夺取格陵兰岛辩护的同时，也直白地道出了其法西斯主义纲领：“这是自古以来世界运行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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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3日，委内瑞拉蒂乌纳堡军事基地火光冲天。
\n美国政府在拉美地区有着悠久的帝国主义干预史：从对古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渗透，到1973年智利的血腥军事政变，再到1989年老布什入侵巴拿马。而此次对委内瑞拉的袭击，则是近期一系列行动的延续 —— 从2002年和2003年小布什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到乔·拜登拆解国际“基于规则的秩序”，纵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自2023年起在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
\n\n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计划也代表了对以往所有准则的背弃 —— 特朗普通过赤裸裸的武力掠夺资源，甚至不愿做任何政治掩饰，他正与普京、内塔尼亚胡一起，开启一个纯粹唯利是图、吃相难看的野蛮时代。
\n\n尽管特朗普的下属们援引2024年委内瑞拉发生的选举舞弊作为攻击的借口，但特朗普并没有假装要为委内瑞拉带来选举或”民主”。有消息称玛丽亚·科里娜·马查多领导的反对派获得近80%委内瑞拉民众的支持，但特朗普坚称其“执政基础不足” ——此处应指缺乏军方支持。特朗普本人更倾向于与直接听命于他的专制政权合作。无论在委内瑞拉还是美国，他都一样的不受选票箱子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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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特朗普正利用战争来缓解国内危机。尽管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长期以来一直推动政权更迭，且自八月以来加勒比海地区的海上军事力量持续增强，但此次政变的时机选择旨在占据媒体周期，从而转移公众对特朗普民调下滑及其部署国民警卫队所遭遇的一系列法庭败诉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关于特朗普参与爱泼斯坦儿童性侵案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正导致其基本盘发生动摇。
\n\n当独裁者失去权力掌控时，他们反而变得更加危险且难以预测。内塔尼亚胡为逃避腐败丑闻而采取的种种手段 —— 包括不惜牺牲人质以继续实施种族灭绝 —— 正是明证。当危机逼近时，这类统治者往往制造新的危机来转移民众视线。
\n\n如果把对委内瑞拉的袭击看作一场媒体公关，那它本质上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它试图恐吓任何可能反抗特朗普政权的人，强迫我们接受“无论我们做什么，国家暴力都会持续升级”的现实，并威胁我们相信自己“并非”时代的主角。
\n\n正如我们在2025年所论述的，特朗普的许多策略都借鉴了弗拉基米尔·普京等威权主义者的手段。1999年8月普京出任总理时，其支持率甚至低于特朗普当前的水平。他通过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扭转了局面，民调结果随即大幅向其倾斜。此后每当支持率下滑，他便故技重施 —— 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2022年进军乌克兰 —— 逐步巩固对俄罗斯社会的控制，直至能够承受一次性向战争绞肉机输送十万俄军士兵的代价。
\n\n普京利用战争实现了国内控制 —— 在俄罗斯，这远不止镇压示威那么简单。随着经济恶化，普京必须不断展示力量和残暴，同时他还得处理日益躁动和绝望的人口。将偏远地区贫困家庭的年轻人投入战争的深渊，可以让普京促使他们“忙起来”；如果其中几十万人再也回不来，那正合他意 —— 死人不会出现在失业统计表上，警察也不必费力去镇压他们的抗议了。同样，征兵制迫使数以千计可能领导革命的人流亡海外。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加剧，这种策略将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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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这两种情境的主要区别在于：尽管美国远比俄罗斯强大，但特朗普的执政地位远不如普京稳固。与此同时，经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灾难性占领的美国选民，对可能危及美军士兵生命的军事行动已明显失去耐心。
\n\n特朗普并非训练有素的战术家，也并不是专注的战略家。他总是依靠威胁和恐吓来实现目标，利用同时代人的懦弱和软弱。据推测，他是在赌“恐吓”足以让拉美各国政府屈服于他的意志，而无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如果这一招失灵，他可能会转而依赖军事技术、私人佣兵和其他武力手段，以避免派遣美军占领委内瑞拉或其他国家。
\n\n然而，战争一旦被召唤，就会遵循它自身的逻辑运行。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执迷不悟，美军终将卷入公开的冲突。在袭击委内瑞拉之后，特朗普及其亲信已经威胁要对墨西哥、古巴、哥伦比亚、丹麦等国“采取行动”。只要自认处于强势地位，他们就一定会付诸行动；即便形势对他不利，特朗普也可能利用这些政治秀来掩饰他的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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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事件后，委内瑞拉的汽车排起长队等待加油。
\n资本主义诞生于殖民掠夺的浪潮中，随着全球经济利润率持续下滑，各国政府正重拾这种古老的积累策略。这解释了普京在乌克兰的土地掠夺、内塔尼亚胡持续试图以种族灭绝手段实施社区改造，以及特朗普在委内瑞拉的最新政治冒险。
\n\n在 2025 年 11 月的一份《国安战略》文件中，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要为《门罗主义》注入“特朗普增补条款”（Trump Corollary）。其目标是“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以此“阻止非本半球的竞争对手在我方地盘上部署军队或其他威胁性设施，或拥有、控制具有关键战略价值的资产”。
\n\n特朗普将这项地缘政治战略更名为”唐罗主义”以彰显其个人威望（取自 Trump 与 Monroe 的合称），宣称”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将永不被动摇”。
\n\n正如特朗普自己强调的，这关乎石油 —— 委内瑞拉拥有全球17%的石油储备 —— 但同时也是与中国角力的手段。中国作为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主要投资方和进口国，不仅购买该国80%的石油出口量，自2007年以来更通过逾600亿美元贷款支撑着委内瑞拉石油产业。
\n\n此战略并非特朗普首创：2024年拜登政府下属的“国家安全战略委员会”就曾提出要更新《门罗主义》，重点是在“全球南方”与中俄竞争。该委员会明确要求在拉丁美洲争夺”自然资源开发与开采、以及投射力量的设施与能力” 领域的主导权。尽管特朗普的确象征着向专制主义的转向，但其背后的地缘政治与经济逻辑早已成型。
\n\n特朗普让美国石油公司接管委内瑞拉资源开采的计划，标志着殖民掠夺进入新阶段 —— 重回直接夺取他国资产的模式。我们必须将其置于经济停滞与金融化的宏观背景下理解。从历史角度看，这与早期”系统性混乱”时期如出一辙：当时利润衰退迫使资本家转向金融投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转机制陷入困境，直至通过大规模暴力重构为新秩序。最近的相关例证当属1914至1945年间，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爆发。
\n\n因此这不仅关乎石油，更是为资本主义牟利创造普遍条件的手段，也是未来更大规模暴力的预兆。我们正步入纯粹力量而非”法治”或外交主导的关系阶段，而这场攻击 —— 如同特朗普总统任期本身 ——只是症状而非根源。
\n\n但这标志着与过去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帝国主义的决裂 —— 那些政权曾掠夺全球边缘地区的资源，以提升帝国核心地区的生活质量。而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攻击，其算计是让日益缩小的资本家阶层获益。中产阶级和白人工人阶级不再是殖民事业的“小股东”，他们与这些掠夺行动的利益相关度正变得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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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轰炸后，加拉加斯市民正在清理现场。
\n委内瑞拉副总统德尔茜·罗德里格斯起初态度强硬，但随即转为和解姿态。这引发外界猜测，罗德里格斯可能正准备与特朗普政府合作，或已展开合作。
\n\n各种可能性都存在，真相难辨。也许美国让罗德里格斯陷入了极度恐惧的境地，而她在苦苦支撑；也或许特朗普政权早已与她达成了秘密交易，让她扮演“嘴硬心软”的角色，协助美方收割资源。但无论如何，“查韦斯主义”在其领导人被绑架时的脆弱表现，以及政府内部潜在的投机与妥协，都凸显了一个事实：所有的等级制结构，最终都会成为解放斗争的致命弱点。
\n\n我们已经看到过，此前的革命左翼领导层（如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府）是如何被强行纳入新自由主义体系，并被迫对其统治下的人民实施紧缩政策和国家管控的。面对这些挫败，有些人得出结论：拥有“主权”的唯一途径是控制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强大民族国家。这就是“阵营主义” 的逻辑（所谓的坦克党） —— 即转向支持俄罗斯或中国等与美国抗衡的同样性质的帝国力量。
\n\n但要使这种抵抗成为有力的替代方案，美国民众必须培养阻止本国政府实施海外轰炸与掠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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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委内瑞拉的袭击标志着与中国“代理人战争”的升级。将包括科技行业在内的工业基础转型为战争工业，是应对经济停滞的一种手段，但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能否煽动起更狂热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可以认为，当前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与普及的疯狂整合，其目的正是为了制造出一群更容易被蛊惑、更容易被操控的民众，以服务于最终的战争目标。
\n\n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再次试图动用《外国敌人法》针对委内瑞拉人及其他目标群体。此前特朗普与米勒的尝试因美国实际未处于战争状态而在法庭受挫。如今他们制造出了战争状态，便会借此宣布一系列新增紧急状态，为进一步的更残酷的镇压行动寻找借口。还可预见针对拉丁美洲人和华裔的种族主义暴力将加剧，同时非国家行为体或代理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复行动也将增多——特朗普政府必将借机推进其政治议程。
\n\n中期选举定于2026年11月举行。唐纳德·特朗普和共和党并不被看好；但特朗普已越过了太多红线，无法容忍任何对其权力的威胁。无论是通过选举干预、舞弊，还是更可能制造新的危机来为例外状态正名，我们可以预见这次中期选举将成为近年记忆中最不”民主”的选举。
\n\n随着特朗普深陷各类危机、丑闻与阻碍，其行径将愈发暴力、不可预测且危险。这虽是虚弱的表征，却有美国军队的全部力量作为后盾。我们应预见今年十月前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包括进一步部署国民警卫队，甚至可能实施戒严令。
\n\n一场缺乏清晰授权且不得人心的战争——尤其是当战争导致美军伤亡或国内牺牲时——往往是一个政权垮台的先兆。我们的任务是让这场战争，连同特朗普的其他错误以及未来的冲突，成为套在整个统治阶级脖子上的沉重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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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建议读者参阅 2025 年 12 月由拉美多个无政府主义组织发布的国际声明：《我们谴责对委内瑞拉的帝国主义攻势》。
\n\n欲深入了解委内瑞拉局势背景，我们建议西班牙语读者查阅现已停刊的委内瑞拉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人》的档案库。其中收录了诸如2006年对玻利瓦尔社会组织的批判性评估，以及关于石油产业如何瓦解委内瑞拉基层民众运动并将其纳入全球经济体系的系列文本：
\n\n\n\n\n“委内瑞拉正处于该地区‘重构治理模式’的进程之中。这种新模式瓦解了那些曾反抗 20 世纪 90 年代‘结构调整措施’的社会运动，它让国家机器和代议制民主重新获得合法性，其真实目的则是为了确保自然资源能稳定地向全球主要市场出口。”——《授权法：能源资本的独裁统治》（载于《自由人》第62期，2011年3-4月）
\n\n我们可以将特朗普今日对委内瑞拉的袭击，理解为这种“区域治理模式重构进程”在当下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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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布鲁克林一家拘留中心最近收押的人员名单，就足以让人窥见我们这个时代正愈演愈烈的、一系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矛盾冲突。
\n2025年5月12日，库尔德工人党（Partiya Karkerên Kurdistanê，简称PKK）宣布解散，结束了长达四十余年针对土耳其政府的武装斗争。这是在被监禁的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呼吁解散该组织不久后发生的。2025年7月11日，库工党武装人员参与了一场象征解除武装的仪式。这个决定对库尔德人解放运动以及中东地区整体局势意味着什么？
\n\n在下文的分析中，一位库尔德女权主义革命者基于超过十年的政治和研究参与，探讨了这些问题。作者Soma.r出生于伊朗，目前生活在库尔德人流散社区，与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们保持密切联系，并持续积极参与该运动。《同时》经原作者授权发布本文的中文翻译。
\n\n2025年7月11日，一群库工党武装战士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贾斯纳洞穴（Jasna Cave）举行了象征性的缴械仪式。该地点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政治意义：1923年，它曾作为英国殖民军队进攻时的避难所和指挥中心。同年，贾斯纳洞穴成为第一份库尔德革命报纸《Bangî Haq》（”为真理呼唤”）的秘密印刷地，该报由记者阿赫迈德·赫瓦贾（Ahmad Khwaja）创办。这一行为将反殖斗争、政治斗争和地下新闻出版紧密结合在一起。
\n\n一个世纪后，发生在这里的解除武装仪式并非投降——而是一个政治宣言穿越时空的回响。它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以记忆为策略召唤历史。战士们通过选择贾斯纳洞穴提醒我们：革命虽会变换形态，但它仍有很深的根基。昔日的帝国试图将其沉默，如今的库尔德人正传播着真相。今天在武器被放下的地方，新的斗争或许将崛起——根植于同一片土地，却由新的想象力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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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斯纳洞穴.
\n这一行为在近期事件的背景下更具深远意义。就在两天前，传奇的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一段视频信息中重新现身——这是他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呼吁结束武装斗争，并敦促向从根本上转向民主政治。这一时刻不仅值得纪念，更需要解读：一个曾与武装抵抗画上等号的游击运动，是如何通过象征性的仪式实现政治转型的？
\n\n要理解库工党的自我解散，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涵盖了数千万民众。自1999年奥贾兰被捕以来，土耳其的库尔德运动已超越其游击战起源，发展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项目，扎根于多元的城市与农村、世俗与宗教、库尔德人与非库尔德人等群体——尽管无产阶级仍处于核心地位。该组织目前通过一种混合结构运作，将坎迪尔（Qandil）地区的武装分支与广泛的民间网络相结合，后者包括工会、市政机构、合法政党、妇女组织、媒体以及跨国团结平台。其政治实践同时具有地域性和跨国性、合法性和秘密性、军事化和深刻的社会性。最具变革性的转变之一是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KWLM）的崛起，该运动将性别解放重新定位为象征性和战略性的核心。在奥贾兰的信件中，罗贾瓦项目和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作用的不断扩大被一致视为库工党如今最重要的成就。
\n\n库工党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宣布解散，库尔德政治格局迎来重大转折。这一决定源于2024年10月启动的一系列对话，对话参与方包括阿卜杜拉·奥贾兰（通过其侄子以及人民平等与民主党代表团），以及土耳其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Milliyetçi Hareket Partisi，缩写为MHP）领导人德维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çeli）。奥贾兰强调，有必要将库尔德问题从武装斗争转向民主政治，并表示如果条件允许，他有能力领导这一转变。
\n\n作为回应，库工党开始内部磋商，并表示愿意在奥贾兰的指导下召开代表大会。2025年2月27日，奥贾兰发表了一份正式的”呼吁和平与建设民主社会的声明”，敦促库工党结束武装活动，并承担实现和平解决的责任。作为回应，库工党于3月1日宣布单方面停火。随后，该组织召开了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解散库工党并结束武装斗争的决定，该决定由库工党和库尔德斯坦自由女性党（Party of Free Women in Kurdistan，缩写为PAJK）的领导层共同通过。1
\n\n奥贾兰的战略构想在2025年5月（第521期）的《独立》（Serxwebûn）杂志中得到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是库工党的官方月刊。作为最后一期的杂志，刊登了奥贾兰提交给大会的完整20页文件，以及一封致代表们的四点信函，概述了库尔德人运动向和平与民主阶段过渡的政治框架。该杂志在宣布其连续44年历史的终结时宣称：”迎接新的、更强大的开端，一切已经准备好了。”
\n\n在4月27日的信中，阿卜杜拉·奥贾兰勾勒出一个以民主的民族身份、生态与公社经济、以及作为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译者注：指历史上的苏联模式）替代方案的民主现代性为核心的”后库工党时代转型愿景。他提出将”民主社会”作为新时代的政治纲领——其目标并非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自治结构，如公社等。在此框架下，民主社会主义、公社主义（communalism）和区域邦联主义（regional confederalism）等概念成为库尔德人解放运动及更广泛地区转型的重要核心。奥贾兰将此称为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形式，并呼吁所有行动者承担起将其付诸实践的责任，并指出在库尔德地区取得成功可能对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产生连锁反应。2 这一期杂志刊载的文本——包括演讲、决议和代表大会文件——反映了对运动战略视野的重构。
\n\n奥贾兰最近呼吁解散库工党并非在过去没有先例，因为库工党长期以来一直在武装斗争与谈判之间摇摆。然而，这一时刻标志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转变：自2004年以来，该运动围绕”民主邦联主义”，通过库尔德斯坦民主社区联盟（Kurdistan Democratic Communities Union，简称KCK）——一个包含库工党但在当前解散计划中明显缺席的伞形框架，重新构建自身。
\n\n“解散”的含义仍高度模糊。这是否意味着库工党的终结？这是单纯将运动更名，还是在更长政治适应轨迹中的一次战术调整？更关键的是，拆解一个在历史上始终模糊了武装抵抗与草根动员界限的结构，对该地区反国家与反殖民的斗争意味着什么？
\n\n即使在库工党内部，解读也存在分歧。库尔德斯坦民主社区联盟的对外关系发言人扎格罗斯·希瓦（Zagros Hiwa）在斯特克电视台（Sterk TV）表示，这些决议呼吁的是结束武装冲突——而非解除武装——并质疑其可行性，因为土耳其士兵与游击队员仅相距100米。其他人持不同意见。库工党伊朗库尔德斯坦分支的阿米尔·卡里米（Amir Karimi）坚称：”那些战斗最激烈、承受最多的人，才拥有对和平发言的最大权利。”与此同时，土耳其议会议长努曼·库尔图尔穆什（Numan Kurtulmuş）则将这一进程界定为抵制帝国主义分裂国家努力的一部分：
\n\n\n\n\n“伊拉克和叙利亚已支离破碎，黎巴嫩已陷入无法治理的状态。利比亚、苏丹和索马里已被分裂。这些国家已沦为由部落、民族和宗教分裂所煽动的战场，其中一些国家甚至被恐怖组织瓦解。我们要么像’黄牛’一样被动等待坐视自己被撕裂，不然就得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其他所有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击败这一帝国主义议程。我们选择了后者，并致力于共同前进。”
\n
不出所料，这一呼吁在库尔德活动家中引发了分裂、不确定性以及各种不同的反应。在此，我们将通过分析库工党在和平进程中的历史演变，来剖析这些问题，并探讨其解散对当代反国家、反资本主义和去殖民化运动的更广泛影响。
\n\n我们将首先简要概述库尔德运动中革命暴力是如何通过武装斗争产生，以及这一进程如何与一系列失败的和平倡议交织在一起，这些倡议常常重演新的战争循环。随后，我们将转向核心问题：为什么库工党选择单方面解除武装？我们将从地区、国家及全球层面的政治动态变化角度，分析其决策背后的逻辑。最后，我们将反思这一举措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不确定性及战略考量，并以性别视角为切入点，突出库尔德妇女解放运动在塑造这一进程的局限性与可能性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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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奥贾兰在视频讲话中宣布解散库工党.
\n正如库工党于2025年5月12日的声明提到的：
\n\n\n\n\n库工党诞生于一场反抗《洛桑条约》3 和1924年土耳其宪法所确立的对库尔德人民否认政策的解放运动。
\n
从一个（奥斯曼）帝国内部被承认的”民族”（nation），库尔德人变成了在压迫、同化和抹杀他们的国家中的”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尽管库尔德人数量近4000万——占土耳其人口的20%——他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没有国家的民族，被排除在政治和文化承认之外。
\n\n国家镇压常采取种族灭绝形式：伊拉克的”安法尔战役”（1987–1988年）屠杀了18万库尔德人4；叙利亚20世纪60年代的”去民族化”政策使数万人沦为无国籍者； 伊朗将对库尔德地区发动的军事攻击定性为”圣战”5；土耳其长期禁止使用”库尔德人”和”库尔德斯坦”等词汇，并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仅库工党与土耳其军队的冲突就已造成超过4万人死亡，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更广泛的库尔德冲突已导致超过25万人丧生。
\n\n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和否认库尔德人身份的基础上，这两者都旨在推行一个同质化的民族主义工程。库工党于20世纪70年代的成立，正是对这一排他性政权的直接回应。其反对不仅限于军事层面，更涵盖文化与政治领域，这在莱拉·扎纳（Leyla Zana）1991年以库尔德语宣读的议会誓言中得到象征性体现——”我以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兄弟情谊之名宣誓”——为此她被监禁十年。
\n\n如今，土耳其帝国主义将其内部殖民主义与在其在中东地区的新帝国主义扩张相结合。自2016年以来，安卡拉在叙利亚北部（阿夫林、阿勒颇、阿扎兹、贾拉布卢斯、伊德利卜）部署了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作为代理人，例如”叙利亚国民军”（Syrian National Army，SNA）。这些民兵组织使土耳其得以将战争外包，同时推进其新奥斯曼主义议程，包括强制阿拉伯化、伊斯兰化和改变人口结构的工程。每月高达$2500的薪资承诺吸引着仅靠数十美元维生的年轻人，将战争转化为一种不稳定的就业的形式。
\n\n自2015年以来，土耳其先后发动了”幼发拉底河盾牌行动”、”橄榄枝行动”、”和平之泉行动”等军事行动，占领库尔德人聚居区，迫使民众流离失所，并纵容抢劫、大规模暴力行为及族群政治的重组工程。对伊拉克坎迪尔和辛贾尔地区的空袭愈演愈烈，而国际社会反应寥寥。这种战争模式——私有化、不稳定且跨国界——已蔓延至利比亚（2019–2020年）、阿塞拜疆（2020年）、也门、尼日尔和巴基斯坦。与土耳其情报机构关联的准军事网络，如苏丹穆拉德旅，在阿夫林附近的辛纳拉等库尔德村庄运作。
\n\n土耳其的影响力也延伸至境外：在欧洲，库尔德活动人士遭到监视、引渡或杀害。对关键女性主义者如萨金·坎斯兹（Sakine Cansız）（巴黎）、赫维林·赫莱夫（Hevrîn Xelef）（叙利亚）和纳吉汉·阿卡塞尔（Nagihan Akarsel）（伊拉克）的暗杀，反映出一种针对革命领导层的性别化策略，旨在扼杀跨国女权主义的表达。土耳其帝国主义融合了伊斯兰主义民兵、跨国战争经济和碎片化主权，产生了一种不受监管的暴力，其中市场逻辑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n\n这种域外暴力并非国家权力的孤立延伸，而是更广泛地缘政治议程的核心机制。这种武力投射并非单纯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更广泛的”新奥斯曼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项目的一部分，旨在重新确立土耳其在其前帝国领土上的影响力。这一愿景的核心是将库尔德斯坦的地理和资源整合进全球贸易的新架构——尤其是通过下文将讨论的中部走廊。
\n\n然而，这种暴力也催生了同样具有跨国性质的抵抗运动。库工党将库尔德问题政治化，将一个无国家的民族群体转变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主体。该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由女性领导，其项目仍是当代少数几个以社会正义、多元主义和对权力进行激进批判为核心的革命愿景之一。面对以从上至下垂直领导、军事化和男性中心主义范式为主导的国家主义、阵营主义或民族主义左翼思潮，库尔德运动——尤其是其女性主义维度——将政治话语从以国家为中心的范式转向了具身化、地方化且充满团结精神的形态，其口号 “Jin, Jiyan, Azadî”（”女性、生命、自由”），在数十年的基层斗争中锻造而成，于2022年伊朗起义期间成为全球性的呼声。
\n\n但是，这种抵抗得以实现是依赖于武装斗争。这引出了核心问题：随着库工党宣布解散，库尔德革命前景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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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工党的战士们.
\n库尔德斯坦和平进程的屡次崩溃，并非源于库尔德人缺乏信誉，而是因为地区国家顽固拒绝承认库尔德人的权利。在伊朗，1989年维也纳谈判以库尔德领导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塞姆卢（Abdul Rahman Ghassemlou）及其同事被暗杀告终——这一行径在1992年其继任者萨德格·沙拉夫坎迪（Sadegh Sharafkandi）在柏林遇害时被复制。在伊拉克，巴格达方面违反1970年的自治协议，导致了种族灭绝性质的安法尔战役。
\n\n土耳其也遵循了类似轨迹。尽管库尔德运动始终寻求对话，但土耳其国家政策在短暂的和平姿态与系统性镇压之间反复摇摆。奥扎尔总统上世纪90年代初的倡议随其去世而终结，随后十年间的国家暴力愈演愈烈，包括酷刑、强制迁移和文化抹杀。1999年阿卜杜拉·奥贾兰被捕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他呼吁停火并解散库工党。然而，国家的惩罚性回应进一步加深了库尔德人的不信任。
\n\n尽管面临镇压，库尔德运动还是实现了转型。到2004年，拒绝民族主义，主张基层多元主义的民主邦联主义理念浮出水面。武装抵抗与法律政治策略并行，最终在人民民主党（Halkların Demokratik Partisi，HDP）的选举胜利中达到高潮。但和平努力，包括奥斯陆谈判（2008–2011）和伊姆拉利进程（2013–2015），均被国家破坏。首先，2009年谈判内容泄露引发了民族主义回潮；2015年，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因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进展，尤其是人民保护部队（YPG）和妇女保护部队（YPJ）在科巴尼的胜利，终止了多尔玛巴赫切备忘录（Dolmabahçe Memorandum）6。和平进程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残酷镇压，导致超过35万人流离失所，约1700人丧生，同时使土耳其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之一。到2016年8月，埃尔多安否认曾进行过任何谈判。从这一角度看，土耳其政府对和平谈判的姿态往往表明其更倾向于军事行动，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政变。
\n\n对于许多库尔德人而言，武装斗争已成为对抗他们所视为的殖民统治的生存必须，而这种非对称冲突正是这种统治的直接结果，有人将其描述为”反和平战争”。受弗朗茨·法农启发，库工党将暴力视为战略性自卫。尽管内部批评质疑城市战争和长期武装斗争，但该党广泛的库尔德支持仍持续存在，其根源在于历史创伤和政治途径的失败。国家持续将库尔德身份定性为威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僵局。
\n\n到2025年，任何解决问题的前景都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遥不可及。但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正如库尔德学者阿德南·切利克（Adnan Çelik）及其他运动内部的声音所强调的那样，奥贾兰在库工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尽管出人意料，但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与2015年呼吁”民主开放”的立场不同，2025年的声明剥离了此前诉求中的意识形态丰富性，省略了对民族国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内部殖民主义和父权制的批判。尽管最初的声明将库工党描绘成一个缺乏战略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冷战遗物——呼吁其在不做出政治让步或承认库尔德历史诉求的情况下解除武装——但4月27日的信件部分修正了这一立场，对该地区的不同政权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历史以及库工党的抵抗遗产给予了显著关注。
\n\n据切利克称，奥贾兰的立场转变被广泛视为单方面投降，在运动内部引发震惊——许多人将其解读为对过去牺牲的隐性侮辱与抹杀。然而，这一转变并未引发崩溃，反而催生了即时的组织反应——如提议召开解散大会——以及一场激烈的解释努力，旨在保存其关键的遗产。这一时刻标志着重大战略重组，将焦点从追求社会政治项目转向在变幻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管理激进斗争的遗产、记忆与政治韧性。
\n\n如今，库尔德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只要土耳其国家在虚假的和平提议与残酷镇压之间反复摇摆，和解便无从谈起。随着国家继续抱守民族主义范式，库尔德运动仍在不断适应——在起义与想象、记忆与韧性之间寻求出路。
\n\n这种国家的否认与库尔德人韧性之间的张力在埃尔多安于7月12日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讲中得以凸显。他在演讲中正式承认，土耳其国家曾对库尔德人实施大规模屠杀，剥夺其权利，并在迪亚巴克尔监狱等地的暴力行为中挑起冲突。他承认发生过烧毁村庄、将身份不明者定为罪犯、禁止库尔德语，并剥夺母亲与子女使用库尔德语交流的权利的事件。这篇在库工党象征性解除武装后发表的演讲，坚持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的团结，标志着从武装反抗转向和解，成为了土耳其国家精心策划的表演。通过控制对过去的暴力和未来秩序的叙述，土耳其国家重新确立了其主权权力，将自己定位为记忆、真相和历史合法性的唯一仲裁者。尽管被包装为”终结”的时刻，这一举措实际上巩固了国家权威。库尔德武装斗争的瓦解并未带来真正的政治转型，而是以象征性遏制的方式被处理。表面上的和平实则是统治的重新包装，为在”和解”幌子下实施新的控制形式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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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的妇女战士们.
\n在2025年4月25日的一封信中，阿卜杜拉·奥贾兰阐述了提议解散库工党的理由，将其定位为一种有意识的范式转变，而非失败。他强调，这一过程远非土耳其国家所要求的立即解除武装，而是需要深入的意识形态批判、自我反思以及长时间的辩论，以重塑个性和思维方式。库工党成立的初衷是提升库尔德民族意识并揭露系统性压迫，如今该组织正面临一个新阶段：通向自由的下一步必须建立在民主机构、文化复兴与公社主义7的基础上——而这些转变正是作为武装的、有等级架构的组织库工党可能已无法继续承载的。正是在这一发展轨迹中，解散必须被理解为：对20世纪民族国家模式及其军事主义的理论性决裂，这种模式以系统性暴力为特征，如今已”失去其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奥贾兰提出的民主邦联主义愿景，以地方自治、性别平等和生态经济为基础，标志着与过去的国家主义、军事化模式的决裂，并朝着”后国家”的社会项目迈进。
\n\n然而，这种思想演变既非一蹴而就，也非毫无争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库工党经历了重大内部转型，面临社会主义崩溃以及国家主义范式中固有的威权倾向。该运动的生存依赖于适应性和批判性介入，最终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决定，将解散视为一种激进的重新定位而非投降。该信函强调，过去二十年未能将民主、生态和女性主义原则充分融入组织结构，是导致这一决定性变革时刻到来的关键因素。
\n\n从战略角度看，库尔德政治力量在土耳其及更广泛的中东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尤其通过女性解放倡议和库尔德四个地区在政治上的进展。这一进展挑战了土耳其此前将库工党单纯视为恐怖组织的叙事框架。总统顾问梅赫梅特·乌楚姆（Mehmet Uçum）近期声明”库尔德人是土耳其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标志着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重新校准。
\n\n在这种情况下，库工党的解散可以被视为一种战术举措，旨在清除国际社会承认库尔德人地位的障碍，尤其是对罗贾瓦地区库尔德自治结构的承认。长期以来，”恐怖组织”的标签被用来为土耳其对罗贾瓦的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解除武装旨在保护罗贾瓦作为一个自治政治项目的生存，确保其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有报道称，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库尔德民主党长期领导人马苏德·巴扎尼（Masoud Barzani ）的会晤可能即将举行——这一发展首先强化了关于一个新兴库尔德地区联盟正在形成的假设，该联盟旨在加强罗贾瓦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的稳定性。
\n\n尽管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ISIS）中发挥的作用为其赢得了外交成果，但国际社会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始终缺乏一贯性。奥贾兰呼吁自愿解散可能是一种预防性策略，旨在避免在军事孤立加剧的情况下遭受彻底失败。自2015年和平进程破裂以来，土耳其加大军事压力——包括跨境军事行动、无人机作战和监控——已将库工党的活动范围主要限制在坎迪尔地区，削弱了其在土耳其境内的作战能力。就连最近举行的第十二次库尔德工人党代表大会，也因安全问题和土耳其的军事压力，比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推迟了12年。库工党在5月4日发表的一封致运动中的群众和活动家的信中提到了这一问题：
\n\n\n\n\n回顾过去二十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尽管新范式旨在促进与社会的深度融合，但实际上，正是干部成员与这一范式脱节最为严重——即便整个运动整体上正朝着合法化方向发展。虽然目标是培养更强大的组织结构并推广社区化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但实际结果却是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抬头。显然，我们在与群众的互动中未能提供充分的教育，也未能促进真正民主社会的组织建设。在军事领域，我们未能制定或实施有效的社会自卫训练与组织体系。我们在山区仍停留在与社会脱节、完全被包围的游击队阶段。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伤亡增加，还削弱了武装斗争的政治和宣传影响力。逐渐地，我们的有效作战能力被限制在非常狭小的地理区域内。
\n
技术进步，尤其是算法战争和实时监控，加剧了这种孤立状态，因为北约国家优先发展与安卡拉的关系。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地位面临该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威胁，而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影响力在当地默许下不断扩大。这些条件促使库工党的政治中心从武装斗争转向在库尔德地区寻求民事和制度上的合法性。该组织的解散标志着象征性解除武装和战略性转移，将库尔德斗争转向政治和跨国舞台，其中对人民力量的定义超越了军事对抗的范式。
\n\n库工党招募人数的下降以及未能将反”伊斯兰国”联盟转化为持久国际支持，凸显了这一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奥贾兰的提议被支持者视为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清醒适应，而非投降，其中包括在坎迪尔和罗贾瓦地区实现临时停火的可能性。
\n\n根据许多库尔德分析人士的观点，奥贾兰的立场反映了他对以色列的坚定反对，以及他不愿看到库尔德运动因战略必要性而被迫与以色列建立战术或务实的联盟。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立场驱使他追求先发制人的政治解决方案，以避免此类联盟的形成。库尔德运动的其他支持者则认为，奥贾兰和库工党的决定是一项战略尝试，旨在防止库尔德斯坦成为中东的下一个加沙。他们指出，库工党在面对高度技术化的跨国和国际战争机器时面临的军事限制，加上土耳其持续的消灭库尔德斯坦和罗贾瓦的运动，迫使库尔德运动进行政治调整。他们指出，这一转变还受到全球对库尔德事业的物质和象征性支持日益衰弱的影响，这种支持远不及为巴勒斯坦人动员的广泛支持。从这一视角看，若土耳其对库尔德人实施类似加沙的镇压方案，国际社会将缺乏干预的实力与意愿。鉴于抵抗的物质手段日益匮乏，且缺乏与巴勒斯坦相提并论的区域或国际动员，库尔德人势力必须采取替代策略以求生存。这一决策因此并不被视为退却，而是适应日益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经过深思熟虑的务实战术。
\n\n这一战略转向，若不承认冲突所造成的深重人道代价，是无法真正理解的。库尔德人武装分子、库工党成员，尤其是平民已精疲力尽；战争的累积代价已变得难以承受。成千上万的年轻生命逝去，整座城市被毁，家庭支离破碎，身体布满伤痕，整整一代人在监禁、流亡、不稳定与污名中成长。四十多年积累的苦难赋予”和平”一词新的内涵：不是投降，而是迫切的生命需要——在数十年的窒息后终于等到的一口呼吸。
\n\n从土耳其政府的角度来看，此次解散与埃尔多安策划的政治战略相契合，其目标是将权力延长至2028年宪法规定的任期限制之外。通过自诩为新和平进程的缔造者，埃尔多安希望争取部分库尔德选民的支持，同时瓦解反对派阵营。虽然表面上被包装为”和解”，但关于结束武装斗争的呼吁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操作，旨在破坏库尔德力量与进步反对派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盟。2019年，库尔德选民的战术性支持——尤其是通过人民民主党（现更名为人民平等党，DEM）——对反对派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主要城市取得胜利至关重要。当局这一策略旨在孤立共和人民党（Cumhuriyet Halk Partisi，CHP）内部的世俗民族主义派系，使其与愿意与库尔德运动对话的派系脱钩，同时维持国内使用的”国家安全”话语。这种选举工程基于双重算计：削弱反对派的联合动员能力，并让库尔德势力因担心破坏潜在和平而不敢公开批评政权。
\n\n在这一复杂局势下，库尔德运动所处的境地与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活动颇为相似。当时，任何与国家展开对话的举措，都矛盾地意味着承认其合法性，尽管国家仍是主要对抗对象。这种张力要求库尔德运动采取平衡立场：在不融入土耳其体制政治或疏离更广泛社会运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和平努力。这种战略孤立的状态，同时也可能成为构建一个自主政治空间的契机，在此空间中，库尔德问题可以在不诉诸武力，但又不放弃诉求的方式下得以阐述。
\n\n与此同时，埃尔多安继续利用国安修辞，将库尔德政治人物定性为犯罪分子，并延续”内部敌人”的叙事，以巩固其保守派基础。持续镇压与和平言辞之间的对比，凸显了这一倡议的虚伪本质：这并非对解决问题的真诚承诺，而是披着对话外衣的战术性举措。
\n\n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家整体都致力于通过库尔德斯坦的解除武装，将其资源融入当代资本主义市场。在概述2025年新进展的演讲中，埃尔多安公开阐述了推动这一倡议的资本主义目标：
\n\n\n\n\n一个摆脱恐怖主义的土耳其将使土耳其经济凌驾于一切之上。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Turkish Union of Chambers and Commodity Exchanges，TOBB）将成为主要受益者。从这一刻起，土耳其将进入一个新的竞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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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土耳其财政部长梅赫梅特·希姆谢克（Mehmet Şimşek）表示，过去五十年间，土耳其在”反恐斗争”上花费了近1.8万亿美元，结束冲突将为国家带来显著经济利益。
\n\n然而，这些迫切经济需求并非仅限于国内考量。它们深深植根于土耳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野心之中。土耳其与库工党之间的所谓”2025和平进程”，与其说是迈向和解的真诚步骤，不如说是旨在削弱库尔德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地缘政治策略，以作为土耳其融入新自由主义基础设施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一战略的核心是实现”中亚走廊”——一条连接中国与欧洲的跨欧亚贸易通道，经中亚、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该走廊将使土耳其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流通的物流枢纽。这一走廊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一个通过陆海通道连接中国与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数万亿美元项目）以及美国支持的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一个旨在巩固西方地缘政治和商业主导地位的竞争性基础设施项目）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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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走廊”示意图.
\n近年来，这一愿景通过”发展之路”倡议进一步得到强化——该倡议是由伊拉克、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共同推动的170亿美元项目，旨在通过伊拉克的”大法乌港”（Grand Faw Port）连接波斯湾与欧洲，途经土耳其领土。该拟议路线直接穿过土耳其库尔德人聚居的东南部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库尔德问题在地缘政治层面的敏感性。在2023年10月7日的事件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持续实施种族灭绝的背景下，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进一步动荡，催生出新一轮战略走廊政治，其中土耳其的物流与外交核心地位愈发凸显。随着黎凡特和海湾地区传统权力平衡的崩溃，土耳其对这些基础设施路线的控制——尤其是那些绕过伊朗和叙利亚影响力的路线——对西方和非西方阵营而言都变得愈发不可或缺。
\n\n但土耳其要巩固对这些路线的控制，必须清除所有附属或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库尔德武装力量。因此，库工党的解除武装不应被视为”非军事化”，而是库尔德武装斗争在新的基础设施国安化体制下被彻底封杀。随着伊朗的”什叶派走廊”（德黑兰-大马士革-贝鲁特轴线）被瓦解、阿萨德政权被推翻，以及在美以压力下库工党与叙利亚民主力量（SDF）轴线被切断，库尔德势力已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区域权力谈判之外。在北约的默许下，土耳其通过军事行动和人口重构巩固了对库尔德地区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和平”成为资本主义”安抚工程”的委婉说法，政治和解被空间和军事遏制取代，以确保资本、商品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帝国主义的资源开采和控制中畅通无阻。
\n\n埃尔多安对库工党呼吁解除武装的表态，应置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及该地区力量平衡演变的更广泛背景中理解。此举也反映了土耳其通过利用库尔德问题来对抗以色列和伊朗等竞争对手的战略考量。国内与地区政治博弈的复杂交织，促使土耳其采取这一策略。这一立场在库工党中央委员会5月4日致函中得到了明确阐述：
\n\n\n\n\n中东地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升级、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加沙冲突的后果、哈马斯和真主党对以色列进攻实施的重大打击，以及叙利亚的复兴党政权崩溃——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区域性转型向伊朗和土耳其的蔓延，并在我们抵达当前阶段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土耳其国家及正义与发展党（AKP）-民族行动党（MHP）政府内部产生的恐惧与生存焦虑，加上我方运动及土耳其人民内部推动的民主变革压力，以及跨国资本主义体系外部施加的压力，构成了推动德维特·巴赫切利政府及其知名言论和行动号召的主要动因。因此，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正是上述政治与军事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n
悖论是深刻的：一个拥有相当领土和组织力量的运动，恰恰因为这种力量使其容易受到算法灭绝的威胁，而被迫重新定义自己。最终，奥贾兰的提议要求在无人机、大数据和全面监控定义的时代，重新思考革命斗争的根本性质。他挑战库尔德运动去想象一种超越武装对抗的抵抗形式，在沉默中而非枪声中寻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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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武器在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上被焚烧.
\n2025年2月，库工党宣布将要停止武装行动，这一声明引发了关于长期游击战如何过渡到政治进程的深刻疑问，尤其是在根深蒂固的威权主义、镇压和意识形态僵局背景下。尽管一些人将此举解读为战略和意识形态重组的信号，但其含义仍高度模糊。土耳其政府将当下的时刻不称作”和平进程”，而是定义为”去恐怖主义清洗进程”（”Terörden arındırma süreci”），这一表述传递出一种惩罚性的立场，与2015年时相对和解的语言截然不同，也使人质疑实现公正与全面解决的可能性。
\n\n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是否仅限于象征性举措——如附带条件的释放阿卜杜拉·奥贾兰（并让他在议会中呼吁库尔德人撤离坎迪尔、走上和平政治道路），或有限的文化让步——还是必须包含深远的宪法改革、大规模释放政治犯，以及对库尔德人集体权利的正式承认，包括区域自治与库尔德语教育的权利？恢复被取消的市政职位、让流亡者返回，或实施大赦——这些措施是否足以让库工党相信，一条真正可行的政治道路正在展开？许多人担心，埃尔多安在获得所需政治筹码后可能背弃承诺，重演2015年和平进程被出卖的剧本，而库尔德运动冒着在处于分裂和合法性削弱的局面下重燃冲突的风险。
\n\n与其他和平进程——如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哥伦比亚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或西班牙的埃塔（ETA）不同，土耳其国家拒绝参与真相与和解、宪法改革或真正的政治承认。例如，在哥伦比亚，解除武装伴随着恢复正义的举措，这些举措通常由女性和国家暴力幸存者领导。库尔德妇女运动中也存在类似潜力，然而库尔德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其遭遇了系统性的污名化与彻底否认——不仅被定性为安全问题，更被否定为一个正当的政治议题。同时，与许多其他案例不同，库工党背后拥有一个强大且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民间与政治运动支持。斗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还在民间和政治领域深深扎根。
\n\n库工党决定参与解除武装暴露了其内部矛盾。尽管自1999年以来一直被监禁，奥贾兰仍被视为运动无可争议的权威，决策权集中于垂直结构，压制内部的多元主义。他最近的声明——”我可以断言，反对进程的人毫无价值。他们注定失败”——体现了一种模式：克里斯马型权威压倒集体决策，导致合法性危机，战士和活动家被要求服从自上而下的指令，缺乏参与式决策机制。这种中央集权化复制了去政治化的武装基础，扼杀了实现真正转型所需的内部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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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举起奥贾兰的头像.
\n在不断演变的局势中，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两个可能标志着初步步骤的发展，即走向裁军和向民主秩序过渡。首先，作为象征性举动，一群游击队员（其中一些人曾担任领导职务）在媒体面前公开放下武器，并发表声明称：
\n\n\n\n\n我们准备参与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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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土耳其议会预计将设立一个暂定名为”社会和平与民主转型委员会”的机构，负责制定支持解除武装和更广泛民主改革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n\n尽管这些举措最初可能仅在有限且象征性的范围内展开，但其倡导者将其视为双方在和平进程中愿意向前迈进的信号。然而，过去的经验，例如2000年至2007年间三批游击队被遣返回土耳其政府，凸显了此类努力易受镇压性国家政策影响的脆弱性，以及持续存在的结构性的不信任，这些因素仍在阻碍持久解决方案的实现。无论是游击队员还是库工党领导层，似乎都对所面临的风险有着清醒认识。他们正以战略谨慎和政治远见推进进程，刻意保留在必要时重返武装斗争的选项。正如库尔德民主社会运动（KCK）执行委员会联席主席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8 在7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30名游击队员象征性缴械后接受采访时所言：
\n\n\n\n\n如果我们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提出的每一项要求，将会导致以下结果：其他群体也将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销毁武器、返回土耳其并投降。如果这种做法成为常态，我们和我们的战友所面临的命运将是监禁或死亡。但这样的未来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土耳其国家必须明白这一点。
\n
然而，运动内部仍有部分人将此视为超越其等级制军事化列宁主义遗产的机遇。向更广泛的民间参与和内部更新转变，可能使库工党在更广泛的民主框架内被重新定位。民主与和平党（DEM）作为重要政治力量的崛起，暗示了将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转型为能够团结土耳其更广泛民主力量的多元力量的可能性。然而，被土耳其国家和国际支持者抛弃的风险依然存在，这使得变革的承诺取决于结构性改革，而非空洞的妥协。
\n\n转型正义框架至关重要。若不承认过去的暴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及2015至2016年那段残暴时期——任何停火协议都将脆弱不堪。真相、赔偿以及国家叙事的去殖民化是实现有意义和平的先决条件。否则，库尔德集体记忆中未愈合的创伤将持续存在，可能重新点燃冲突。
\n\n地区局势使裁军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叙利亚局势仍不稳定，库尔德武装与”沙姆解放组织”（HTS）在近期库尔德团结大会后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土耳其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据点的持续军事行动，包括2025年5月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工党控制区发动的超过500次空袭，削弱了和平过渡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安卡拉所谓的后门提议——如以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自治权换取库工党解散——仍模糊且不可信。对罗贾瓦发动全面进攻将严重威胁库尔德议程的民事和军事架构。
\n\n在这一跨国格局中，库工党并非孤立的游击力量，而是自2002年起通过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KCK）建立的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包括叙利亚的民族联盟党（PYD，2003年成立）、伊朗的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2004年成立）和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民主方案党（PÇDK，2002年成立）。这些姊妹组织虽名义上自治，但思想上与奥贾兰的民主联邦主义愿景一致，并在各自社会中根深蒂固，尤其通过女性主导的倡议。奥贾兰关于解除武装的呼吁存在模糊性——其目标是仅针对土耳其境内的库工党，还是延伸至这些盟友实体——使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武装人员可能被重新部署至其他战线，如PJAK或罗贾瓦，而非直接解散，这暗示着战术性而非战略性解体的可能性。此外，坎迪尔山脉游击队的命运仍不明朗，因为安卡拉的信号模糊且矛盾，难以区分谣言与事实。例如，正义与发展党成员沙米尔·泰亚尔（Şamil Tayyar）声称，近300名库尔德工人党高级成员将被转移至南非和挪威等第三国，而约4000名武装人员将逐步在边境地区接受安置。然而，除这些非官方表态外，土耳其政府究竟会采取哪些具体行动——而非停留在口头承诺——仍待观察。
\n\n在国内，埃尔多安对共和人民党（CHP）的镇压——该党历史上一直是世俗民族主义政党，长期以来在反库尔德政策中扮演了共谋角色——揭示了土耳其反对派内部的矛盾。对于许多库尔德人而言，共和人民党仍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替代方案，这使得形成一个包容性的民主联盟变得复杂。与此同时，库尔德运动内部的矛盾，加上埃尔多安专制的巩固，持续削弱了政治场域的整体整合能力，使多元政治重组变得不确定。
\n\n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库尔德运动展现出非凡的韧性和战略适应性。它继续阐述一种政治愿景，反对军事化同时肯定自卫权——与全球去殖民化斗争保持一致。例如，在罗贾瓦，自治管理机构维持着强大的安全基础设施，包括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人民保护部队（YPG-YPJ），以及阿萨伊什（Asayish）力量，总人数超过8万。在罗贾拉特（Rojhilat），库尔德斯坦自由生活党（PJAK）继续组织反对伊朗政权的运动。这些组织反映了一个根深蒂固、跨越国界的运动，不能仅仅被视为游击战现象。
\n\n这一物质基础设施表明，即使当前进程崩溃，库尔德工人党及其盟友也可能转向一个新的、或许更加分散和持久的抵抗阶段。数十年的不对称战争、意识形态巩固和嵌入社会，使该运动具备了许多革命力量所不具备的生存能力。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军事能力，更源于其培育的政治意识、性别解放和基层自治。
\n\n这种希望的核心是一个更深层的伦理问题。当一个民族早已深陷边缘化、压迫、结构性贫困与持续的污名化之中，我们是否会显得极度不公，甚至带有犬儒主义地，将我们关于激进民主、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国际主义与非国家反法西斯斗争的愿景，投射到他们身上？我们能否有资格、出于真正的良知，要求一个地缘政治上脆弱且被围困的人民独自承担我们革命乌托邦的重担？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孤立、缺乏国家或国际支持的边缘革命力量，如何不仅要作为一个组织生存下去，更要作为政治愿景和解放实践的载体而存在？在强大国家与帝国主义势力主导的环境中，它如何在屠杀、种族清洗和系统性暴力中保存其理想？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团结”这一概念本身。面对一个日益被军事化与威权主义支配的全球秩序，我们该如何保持激进的政治立场，而不滑入浪漫化的空洞幻想，或是犬儒式的政治放弃？
\n\n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武装集团的命运，而是一个重新定义中东斗争边界的政治项目的可行性。在未兑现的承诺与军事升级的阴影下，库尔德运动继续提出一个普世问题：一个被剥夺了国家地位、面对压倒性镇压的革命力量，如何在不被抹除、不被同化的前提下，坚持其解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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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的妇女战士们.
\n长期以来，库尔德妇女运动一直处于库工党的阴影下，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运动已逐渐崛起为一个强大的思想和组织力量——许多人将其描述为”革命中的革命”。最初，库尔德女性武装分子在军事化、男性主导的结构中遭到边缘化。然而，她们将这种排斥转化为战略机遇，与库工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建立了辩证互惠的联盟。这种关系远非父权制顺从，反而使双方成为彼此的政治资源：奥贾兰利用女性运动来扩大和改革库工党，而女性则借助他的象征权威，将性别解放置于库尔德斗争的核心。
\n\n奥贾兰将女性认定为”革命的先锋力量”，这一表态对重新定义长期受男性气概塑造的运动中的领导权与合法性至关重要。他鼓励建立女性的平行机构，并支持”女性学”（jineolojî）——一种被视为其民主联邦主义愿景核心的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回报，库尔德女性为他的思想领导力提供了合法性。她们尤其重申了奥贾兰在1999年被捕后提出的暂停武装斗争的号召——这一时刻标志着库工党的深刻危机，2002年至2004年间（约1500名战士在意识形态重塑和内部斗争中离开库工党，最终于2004年中期重返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女性的持续忠诚是一种战略选择，旨在在分裂和镇压中维护意识形态的连续性。
\n\n然而，这种忠诚是有界限的。关于更大自治权的提议——例如成立库尔德妇女工人党——被库工党中央委员会否决，这揭示了持续存在的结构性制约。尽管如此，联盟仍得以维系，尤其是在奥贾兰于2005年转向民主联邦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变中，性别平等被置于新政治模式的核心。2012年，奥贾兰拒绝在没有女性运动代表的情况下会见和平代表团，强调了女性的不可或缺性。象征性地，2013年，罗贾瓦的女性在奥贾兰生日当天宣布成立YPJ（女性保护单位），既重申了对他的愿景的信任，也主张了自主武装的权利。
\n\n这一悖论——通过男性领袖来构建女性的政治自主性——引发了关键性张力。尽管奥贾兰的言论倡导去中心化和非军事化，但其克里斯马型权威仍居核心地位。该运动的女性主义愿景因此与战略依赖交织在一起。奥贾兰近年来反复呼吁库工党解除武装，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矛盾：此举既挑战了革命斗争中长期存在的军事化男性气质，同时也带来了疑问——在一个解除武装的政治进程中，女性还能否继续拥有同样的影响力？
\n\n历史上，武装抵抗使库尔德女性获得了可见性、领导力和合法性。战斗打破了性别禁忌，创造了象征性资本，尽管它也冒着复制某些理论家所称的”借用男性气质”的风险——即在革命平等的幌子下复制父权制规范。当前向非军事化转型的趋势，虽为基于社区的非等级制女性主义实践开辟了空间，但也威胁到在国家暴力条件下保护和赋权女性的结构。这种张力是关于运动未来走向的核心议题。
\n\n库工党的潜在解散引发了紧迫的问题：库尔德女性运动能否抓住时机主张完全自治？它是否会在此战略转变中发展出独立的女性主义立场？解散会削弱还是增强库尔德斗争中的女性力量？
\n\n解除武装可能代表着迈向女性主义和平的一步，也可能成为战略弱点。一些武装分子主张谨慎、有条件的非军事化——这取决于制度巩固、国际承认以及对女性权利的保障，因为非军事化可能削弱男性战争心态，为激进的、社区为基础的、非等级制的女性主义实践开辟空间。库尔德革命性暴力历史上深植于男性主义理想——其中英勇、牺牲和军事荣誉定义了政治合法性——而如今，欧贾兰对非军事化的呼吁正挑战这种以阳刚为本的政治结构，试图将运动引向一个脱离武装阳刚气质的女性主义愿景。但其他人警告称，非军事化可能使女性重新暴露于父权制与国家暴力之下，尤其是在YPJ（自由女性部队）或YJA-Star（自由女性单位，Yekîneyên Jinên Azad ên Star）所取得的成果未得到政治保障的情况下。
\n\n除了武装斗争，库尔德和土耳其女性长期在更广泛的民间抵抗和和平承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和平母亲（Dayikên Aşîtîyê）——那些在库工党与土耳其政府冲突中失去子女的库尔德母亲——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为非暴力抵抗的象征。”不要碰我的朋友”（1990年）和”妇女携手同行”等运动动员了基层网络，共同对抗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战争。9 2009年，女权主义和平倡议组织（BİKG）跨越民族界限，团结女性共同呼吁实现非军事化、社会重建及包容性和平进程。这些运动展现了女性如何将损失与边缘化的经历转化为政治能动性。
\n\n在5月30日从伊姆拉利监狱致女性学学院的信中，奥贾兰重申，女性解放是社会主义的真正衡量标准，并称其为自己革命斗争的基础。他将”女性学”（jineolojî）描述为一个持续的变革项目，并指出女性是中东地区和平与民主的潜在领导者。事实上，奥贾兰寄望女性来领导这一转型，因为在库尔德地区过去的和平努力中，女性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
\n\n7月11日，库工党在象征性解除武装仪式中选择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作为核心人物，这一选择凸显了女性领导力在库尔德运动中的持久核心地位。贝塞·霍扎特是库尔德斯坦社区联盟的长期指挥官和联合主席，也是2013年在巴黎遇刺的库工党标志性女权主义领导人萨金·坎斯兹（Sakine Cansız）的亲密战友。即便在过渡时期，这一象征性举动仍重申了该运动对性别解放的意识形态承诺，并致敬了库尔德革命女权主义的遗产。
\n\n当前挑战在于化解非军事化的矛盾：平衡女权主义伦理与女性被保护的需求、自治与战略性联盟、建设和平与政治能动性。
\n\n任何未来的和平进程都必须以库尔德女性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愿景为中心。她们的角色并非边缘化，而是基础性的——正是她们的战略决策，而非仅限于奥贾兰的决策，将塑造下一阶段的库尔德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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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塞·霍扎特（Bese Hozat）主持了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
\n从库工党支持者的角度来看，该组织可能解散并不应被解读为库尔德斗争的终结，而应视为抵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这一阶段目前尚不明朗。这种观点虽体现了战略性乐观主义，但也需要审慎反思。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重新定义抵抗，需要对抵抗的内在局限性、矛盾性和风险性有深刻理解。换言之，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为运动开辟新的路径，但不应在缺乏充分分析的情况下盲目接受其为最终解决方案。将库工党成员和活动人士——尤其是女性政治犯的声音作为批判性反馈纳入这一过程的机制，对于确保其合法性至关重要。
\n\n库工党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包括军事和技术压力的加剧，以及国内和地区层面的政治制约。这些挑战严重限制了运动维持武装斗争和实现结构性转型的能力。转向以平民为主导的合法组织形式代表着重大的战略赌博。尽管这一转型值得认真考虑和实验，但其成功取决于若干关键条件的满足；若这些条件缺失，仍存在重大的失败或边缘化的风险。此外，国家短期压力与库工党长期愿景（即通过漫长政治进程实现目标）之间的张力，引发了对这一转变可行性和时机问题的质疑。
\n\n若政治进程再次被埃尔多安破坏，库工党准备重启武装抵抗，并非出于绝望，而是作为其基于集体尊严与自决权的持久政治逻辑的延续。然而，此类重启武装斗争的做法将极可能伴随重大困难与代价，且这些代价将主要由库尔德人民承担。
\n\n库尔德人解放运动绝非单纯的战术载体，而是承载着更广泛政治愿景的运动，其本质上颠覆了该地区关于主权与合法性的既有观念。任何实质性战略调整都需要深刻理解结构性约束、地缘政治风险与不对称权力关系在本地、区域及国际层面的相互作用。最佳情况下，该运动向制度化转型不仅能巩固其政治合法性，还可能为库尔德内部和解开辟新路径，尤其是与长期对手库尔德民主党的和解。这种战略调整可能为建立一个跨国库尔德政治架构奠定基础——一个对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历史上因战略考量而忽视库尔德诉求的西方大国而言，更易理解且外交上可接受的架构。
\n\n重新定义库尔德抵抗运动也面临重大的内部挑战，包括派系紧张关系和政治和解的紧迫性，这些必须与区域和全球舞台的行动者的接受进程同步推进。然而，这一过程蕴含着培育更具包容性和合法性的政治结构的潜力。
\n\n最后，由阿卜杜拉·奥贾兰和库工党支持者提出的抵抗语言与方式的转型，回应了当代技术监控与战争的现实。这挑战了传统武装抵抗模式，强调适应性、韧性，以及以新型、更隐蔽形式重新界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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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pons burn during a ceremony representing the symbolic disarmament of the PKK on July 11, 2025.
\n“导致我们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进程始于2024年10月23日”，领导人奥贾兰的侄子与我方代表团举行的一次会晤。此次会晤是对民族行动党（MHP）领导人德维特·巴赫切利自10月初以来发表的声明和呼吁的回应。在此次会晤中，奥贾兰公开表示，’如果满足必要条件，他具备将库尔德问题从暴力与冲突的语境中转移到民主政治与法律解决的框架内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此后数月，人民平等与民主党（DEM）代表团与奥贾兰的代表在伊姆拉利岛举行了一系列会晤。这些会晤伴随着奥贾兰的一系列信息，进一步塑造了进程。他首先致函土耳其各政党领导层，随后向我们发送了信件。在这些信件中，他阐明了对以库工党名义开展的活动进行收尾以及结束武装斗争的立场，并强调其历史使命已告终结。在我们的回复中，我们表达了召开拟议大会的意愿，同时强调此类根本性决策必须在大会期间由奥贾兰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作出。作为进一步举措，奥贾兰通过民主社会党代表团于2月27日发表了《呼吁建设和平与民主的社会》声明。在这份呼吁中，他敦促我们召开大会，作出正式决定终止以库工党名义开展的活动，并结束武装斗争。他还宣布愿意为这一倡议承担全部历史责任。响应此呼吁，我们在3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重申了此前致奥贾兰的信函中所阐述的立场。为支持该进程，我们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向公众通报了这一决定。这些发展在国内外引发了激烈的公众讨论。我们积极参与这些讨论，阐述观点，并努力通过书面和口头评估，帮助我方群众和盟友全面了解进程。此外，我们转交了与奥贾兰会晤的会议记录，以及代表库工党和库尔德斯坦自由妇女党（PAJK）领导层就我党组织工作制定的指示。所有这些行动均在代表大会代表团的充分知情和同意下进行。如需查看完整声明，请参阅库尔德工人党中央委员会2025年5月4日声明。 ↩
\n“我们对新时代的愿景植根于以民主的民族身份、生态经济原则和公社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重建。为了从哲学上确立这一结构——其思想维度及其在更广泛社会中的体现——我们肩负着制定其理论和概念框架的责任……我们正在塑造未来的思想成分、实践纲领和战术战略维度。民主社会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政治纲领。它并不以国家作为其首要目标。民主社会的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社会主义同样意味着以社会为基础的民主……人民的自由生活通过公社得以实现……为了超越现代性及服务于此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我们致力于发展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替代性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称这一框架为’民主现代性’。在此框架中，民主的民族身份被提出作为民族国家的替代方案；公社与公社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生态经济取代工业主义。相应的分析被发展出来，以阐述和支持这些概念转变……库尔德斯坦的胜利也将对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产生影响。土耳其共和国将有机会实现自我更新、拥抱民主，并在该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我可以肯定地说，反对这一进程的人缺乏有意义的价值观——他们最终必将失败。然而，实现这一愿景对所有相关力量都提出了重大责任。区域联邦主义正显现为绝对的必要；同时，这条道路不可避免地要求一种新的国际主义形式的出现。”读者可通过此链接阅读完整信件。 ↩
\n《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是1923年7月24日签署的一项国际条约，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的最终解体，并确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国际承认边界。它是对1920年更苛刻的《色佛尔条约》（Treaty of Sèvres）的修正和替代。 ↩
\n萨达姆政权在两伊战争后期对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库尔德人的”镇压叛乱”行动。 ↩
\n指伊朗革命后对库尔德地区抵抗力量的镇压，详情参见《脆弱的团结：1979年伊朗革命中的伊朗左翼与库尔德问题》，刊于”哈扎尔学会”公众号。 ↩
\n多尔玛巴赫切备忘录（Dolmabahçe Memorandum）指的是2015年2月28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签署并公开的一份政治声明。它是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PKK）通过”解决进程（Çözüm Süreci）”谈判所达成的重要阶段性文件，被视为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进程的里程碑。 ↩
\n“公社”的概念是关键。对于奥贾兰而言，它代表着人民的真正工具，与民族国家相对立，后者被他视为资本主义的武装延伸。通过民主的市政机构建设公社社会，唯有在一致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中，并辅以清晰的政治目标和坚定的决心，方能实现。缺乏这些要素，该项目将难以推进。 ↩
\n贝塞·霍扎特的家人是1938年土耳其政府在德尔西姆（Dersim）起义期间实施的大屠杀的受害者。她表示她的家庭遭到了种族灭绝，她的父亲和祖父均被杀害。她的兄弟和姐妹也遭土耳其政府杀害。她的祖母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经历了土耳其士兵的残酷折磨后成功逃脱。 ↩
\n\n\n\n译者按：6月24日，在特朗普宣布以色列伊朗停火后，不到一小时，德黑兰再度遭到以色列的轰炸。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以色列针对伊朗核设施进行“精准袭击”，死亡人员皆为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部人员和核科学家。但是事实上，核科学家生活在高人口密度的居民区，炮弹瞄准的住宅楼和城市中的民用基础设施。截至2025年6月24日，总部位于美国的伊朗人权活动组织（HRANA）报告称，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已造成900余人死亡，超过三千人受伤。
\n\n在几天的轰炸中，德黑兰这座拥有一千万居民的城市，不断收到以色列所谓的“疏散命令”。如“法政建筑”（Forensic Architecture）指出，以色列正在滥用“疏散命令”这一人道主义原则，将其变为一种针对伊朗平民的心理与政治恐怖手段——正如它最近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平民所做的那样。这些“疏散命令”是通过网络发布的，尽管人们普遍知道德黑兰大部分地区正经历严重的网络封锁。而空袭事实上并未局限于这些被“命令”撤离的区域。这些“命令”根本不是为了保护平民，而是为了制造混乱与恐惧。
\n\n同时，伊朗人持有全球最弱势护照和货币之一，几十年来饱受美国严厉制裁、种族主义旅行禁令与专制政府的双重压迫。那些残障者、老年人、数以百万计的癌症患者、日结工无法逃离，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阿富汗人更无法逃离。伊朗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埃温监狱也遭遇了以色列轰炸，政治犯正被转移到更没有人道的地方。在“外敌入侵”的紧急时刻，伊朗政权开始以“间谍”名义抓捕和处决政治异见者。就像不少伊朗人指出的，这不是一场针对伊朗政府的战争，而是针对伊朗人民的战争——伊朗，原本正朝着一次人民主导的革命前进，而这正是美国和以色列绝不允许发生的事。
\n\n《“女性、生命、自由”反对战争》（“Women, Life, Freedom” Against War) 是一封集体写作的公开信，作者为Roja，是一个独立的女性主义-国际主义小组，总部位于巴黎，成员来自伊朗、阿富汗（哈扎拉人）和库尔德地区。公开信写于以色列攻击伊朗的第三天（6月16日），原文系波斯语，发表于_Radiozamaneh_，英文版由_Crimethinc_翻译发表。自文章完成后，又发生许多重大事件，包括2025年6月21日星期六美国发动的直接袭击，以及停火协议达成后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又一次轰炸。然而，这篇有力量的文字仍为我们提供了对美国和以色列政府重塑中东战略的重要分析，并在今天的法西斯军事化和无休止战争中，召唤一种多元的复调的历史记忆，从伊朗民众的视角提供了一种国际主义的想象。
\n\nRoja 成立于2022年9月，起因是伊朗政府谋杀吉娜（Jina/Mahsa Amini）事件，以及全国范围内随之爆发的“女性、生命、自由”（Jin, Jiyan, Azadi）抗议运动。Roja关注伊朗及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社会斗争，并在法国从事地方性与国际主义的声援行动，包括对巴勒斯坦的支持。“Roja”在西班牙语中意为“红色”；在库尔德语中，“roj”意为“光”或“白昼”；在马赞达兰语中，“roja”意为“启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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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oja、Feminist4Jina 和 Socialist Solidarity 组织的抗议游行，巴黎
\n我们同时反对两种好战的、父权的、殖民的力量。但这不是一种消极的犬儒立场，而是我们为生命展开积极斗争的起点。
\n\n如果说以色列挥舞着彩虹旗，把加沙的孩子们赶向屠杀场，那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则以“反帝”之名，把叙利亚变成血海。一方正在巴勒斯坦对阿拉伯人实施种族灭绝，另一方在国境内压迫非波斯族群。内塔尼亚胡企图篡夺“女性、生命、自由”的意义，把殖民扩张和军事侵略伪装成“自由”；而哈梅内伊则将国家资源倾注于打造一个什叶派帝国，却声称是为了对抗ISIS和捍卫巴勒斯坦。
\n\n这两个长期的敌人，在杀戮与邪恶中互为镜像。他们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虽不可等量齐观：伊朗的军事侵略能力显然远不及以色列及其西方帝国主义盟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造成的苦难较轻。其带来的压迫与痛苦，与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的暴力同样彻底。无论是以数量还是性质来对比和相对化这些苦难，都是一种简化和误导。这种苦难贯穿于多重形式的压迫之中，包括其核项目所带来的天价代价，以及对人类尊严的劫持。
\n\n以色列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这场不对称的战争，归根结底，是一场针对我们的战争。
\n\n这场战争，针对的是我们在“女性、生命、自由”起义中所孕育的一切，针对的是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以及那场运动尚未实现的潜能——一场女性主义的、反殖民的、追求平等的群众性起义。它不是由国家权力发动，而是起源于库尔德斯坦人民的长期斗争，尤其是由女性领导的抗争，并从那里扩散至伊朗各地，在地理和社会空间中引起回响。
\n\n这同时也是一场对被压迫者与工人阶级的战争：例如克尔曼沙阿的法拉比医院护士，以及伊拉姆省穆西安小镇的消防员——他们成为以色列空袭的目标。前者在6月16日遇袭，后者在6月14日与16日连续两次遭到轰炸。
\n\n这场战争打击的是支撑这一地区日常生活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网络。
\n\n在这场战争中采取清晰而坚定的立场——既要谴责以色列的侵略，也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不”——这是我们发起集体行动、迫切要求立即停火的最低共识。“女性、生命、自由，反对战争”不只是一个口号，它为一系列立场划定了清晰界限——这些立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
\n\n一边，是那些投机的“政权更迭”鼓吹者。他们多年来支持西方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为战争摇旗呐喊，否认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如今却卑躬屈膝地向他们的主子——以色列——乞求“解放”。简而言之：这是那些一贯淡化西方帝国主义战争罪行的势力，尤其是极右翼的波斯民族主义王室拥护者。
\n\n另一边，则是“阵营主义”（campism）的立场——凡是反对西方阵营的政治议程，无论其多么专制腐朽，都被其包装成“抵抗”，加以支持。
\n\n此外，还有一些力量以“紧急状态”或“人民利益”为由，优先强调反对以色列的罪行。这类立场最终不是为伊斯兰共和国在国内外的罪行开脱，就是选择性地沉默。他们曾在2023年10月7日后发出警告，提醒人们不能对中东各国人民的共同命运无动于衷——但他们没有强调自下而上的国际主义斗争，反而模糊了人民反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线。他们确实指出，在所谓的“新中东秩序”中，伊朗将继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之后成为以色列的下一个目标，但他们这样说只是为了淡化甚至搁置女性、少数族群与受压迫阶级在此刻的斗争。
\n\n他们的警告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因为他们始终没有指出：自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早已长期将“反殖民”话语据为己有，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垄断。
\n\n我们相信，唯有明确划清这些界限——强调本地区多重社会斗争之间互为关联、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有力的共同阵线，一方面反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另一方面也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手中夺回“反殖民”话语，同时直面那些否认少数族群存在、否认伊朗境内“内部殖民”现实的种族民族主义者。
\n\n我们以中东人民的共同命运为立足点——从喀布尔到德黑兰，从库尔德斯坦到巴勒斯坦，从阿瓦士到大不里士，从俾路支斯坦到叙利亚与黎巴嫩——这是国际主义斗争的现实基础。我们将这份声明献给伊朗与整个地区受压迫和被践踏的人们，献给散居海外的流亡者们，也献给这个世界上一切“仍保持清醒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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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oja、Feminist4Jina 和 Socialist Solidarity 组织的抗议游行，巴黎
\n以色列这个罪行累累的国家所实施的种族清洗，并不局限于这一天、这一年，甚至这个世纪。然而，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撕裂地缘政治版图的断层，如今正以惊人的速度与强度，从内部吞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其人民——这片迅速逼近的黑暗地平线，正将我们的情感与精神推向极限。
\n\n也许，这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我们生命中最为关键的几天。
\n\n从6月13日星期五黎明到6月16日星期一，以色列军方发动了170次袭击，打击了伊朗境内720个目标。
\n\n第一阶段：打击核设施、导弹基地、防空系统，并在居民区内暗杀科研人员与军事指挥官——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数十名高级指挥官，给予其军事-安全结构前所未有的重创。
\n第二阶段：对炼油厂和燃料储备设施（德黑兰的沙赫兰、波斯湾的南帕尔斯），港口、机场及关键基础设施展开协调打击，这些目标不仅是军事命脉，更关系到社会再生产与日常生活的维系。
\n第三阶段：攻击象征国家权威的机构——政府各部、官方建筑物，以及设于德黑兰的伊斯兰共和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台。这座建筑是审讯者、施暴者与仇恨宣传者的核心巢穴，这家媒体机构已有四十年历史，专职伪造案卷、散布谎言、污蔑穷人、女性、阿富汗移民与政治异见者。
\n贯穿上述各个阶段，现实与那些法西斯宣传家们以“炸弹带来自由”为口号所描绘的“精确打击”截然相反：发生的并非针对军事目标的定点袭击，而是对平民、妇女和儿童的无差别屠杀。截至6月15日，已有至少600人遇难，1277人受伤。（注：截至中文版发表时，这一数字已大幅上升。）
\n\n作为回应，到6月16日为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50枚导弹与无人机。其中一轮主要袭击针对以色列北部，包括海法——这个战略工业重镇与能源物流枢纽。尽管以色列军方及其盟友的防御系统拦截了大部分弹药，仍有数枚落入平民区域。截至目前，已有24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包括来自同一家族的四位女性。
\n\n在这一危急时刻，伊朗政权不仅抛弃了惊恐不安的人民——连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都未能提供，例如透明的信息通报、防空洞或警报系统——还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镇压：出动防暴警察、在各大城市设置检查站，并以“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为由，为处决铺路开道。虽然战争时期出现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意外——它恰恰暴露了这个政权无法保障人民安全的根本无能——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那句低语般的威胁：“要把叛徒吊在每一棵树上。”这种逻辑对一个政权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它的存续本身就建立在内部压迫、死刑机制、日常生活的军事化，以及对外部世界永无止境的扩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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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o抗议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6月14日，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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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oja、Feminist4Jina 和 Socialist Solidarity 组织的抗议游行，巴黎
\n“反恐战争”——这个在21世纪初肆意制造阿富汗与伊拉克流血冲突的帝国主义工程——如今已将火炬交到了以色列手中：以“预防性打击”为名，号称要遏制伊朗的核威胁1。媒体上的老剧本再次上演：以色列打击的只是“军事目标”，它发射的是“精准导弹”，投下的是“智能无人机”，而这些武器将给伊朗人民带来自由与民主。
\n\n可这个叙事里，根本没有提到帕尼娅·阿巴西（Parnia Abbasi）——那位死于德黑兰萨塔尔汗的24岁的女诗人；也不提少年跆拳道选手穆罕默德·阿里·阿米尼（Mohammad Ali Amini），或国家级板网球运动员帕尔萨·曼苏尔（Parsa Mansour）；更没有只字片语提及法特梅·米尔海达尔（Fatemeh Mirheidar）、尼鲁法尔·卡勒万德（Niloufar Qalewand）、迈赫迪·普拉德万德（Mehdi Pouladvand）或纳杰梅·沙姆斯（Najmeh Shams）。这些人既非“军事目标”，也不是“核威胁”，只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类，在全球媒体的沉默中，被以色列导弹撕碎了他们的身体。这些，只是以色列——在西方支持下——以尸体与废墟为代价，所欲带来的“自由”的冰山一角。
\n\n那些反动势力将“政权更替”简化为自上而下的权力重组、而非真正社会变革，他们如今已毫不掩饰地向他们一贯信赖的“救世主”以色列投怀送抱。保皇派甚至将这些轰炸受害者当作一串数字，厚颜无耻地宣称：“伊斯兰共和国每年处决成千上万人，以色列炸死几十或上百人算什么？”这正是与美国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时使用的逻辑如出一辙：一种非人化的死亡量化逻辑。
\n\n在以色列近期袭击中丧命的伊朗平民、伊朗境内日益严厉的国家统治、社会基础设施的摧毁——这一切并非所谓的“意外”或“附带伤害”。这就是战争本身的逻辑，尤其是当发动战争的，是像以色列这样的政权时。
\n\n那句熟悉的辩词——“平民或非军事设施被用作‘人肉盾牌’”——曾被用来为加沙种族灭绝开脱2，如今又被用来为轰炸克尔曼沙的迪泽拉巴德监狱与法拉比医院辩解。这不是辩解，而是故意歪曲，试图掩盖并黑白颠倒这场灭绝性暴力的真相。
\n\n没有“正义的入侵”，也没有“公平的轰炸”。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历史经验——是的，就是利比亚，那片如今被内塔尼亚胡公开称为“伊朗政权更替的样板”——早已用鲜血写下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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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Roja、Feminist4Jina 和 Socialist Solidarity 组织的抗议游行，巴黎
\n以色列此次袭击伊朗的规模空前，显示其目标并非仅仅是打击，而是试图实现彻底的政权更替，甚至政权崩溃。“雄狮崛起行动”（Operation Rising Lion）绝不能被简单视为两国长期敌对关系的延续。这场行动根植于一个更深层次的区域重组进程——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所谓“抵抗轴心”3遭重创，如今这波攻势正直逼德黑兰权力中枢。
\n\n此次打击标志着以色列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攻击已进入中东地缘政治和经济全面变革的新阶段。
\n\n对于以色列而言，加沙不仅是一个战场，它更是一个殖民工程。这场对加沙的战争，其真正目的是消灭或驱逐两百多万巴勒斯坦人，将这片血染的海岸线改造成特朗普口中的“中东里维埃拉”（Middle Eastern Riviera）——一个面向白人精英的奢华海滩、赌场和自由贸易区。
\n\n以色列正在步步为营地将真主党赶出黎巴嫩南部，摧毁其基础设施，击杀其指挥官，瓦解其军事能力。而如今，对伊朗革命卫队的打击，也正在按同样的模式展开。在叙利亚，一个曾由俄罗斯、真主党与伊朗革命卫队联手支撑的政权——即便付出了五十万条人命和一千二百万人流离失所的代价——如今也在土耳其支持的叛军攻势下迅速崩塌。“德黑兰-贝鲁特什叶走廊”曾是连接伊朗与地中海的战略要道，如今却成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正是这条航道，如今成为敌方战机打击其要害的跑道。
\n\n在这场“新中东秩序”重塑中，一个由以色列与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正以压倒性的力量对地区格局进行重构。他们的手段包括：推进物流经济通道（如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推动政治与经济关系“正常化”（如《亚伯拉罕协议》），以及以加沙的种族灭绝与吞并为象征的军事扩张4。
\n\n在“抵抗轴心”土崩瓦解之际，伊斯兰革命卫队长期奉行的“非战非和”战略也宣告彻底失败。这一策略曾依靠制造危机与精心算计的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指不断将外交形势推至战争边缘，以试探对手国的忍耐极限，以获取最大利益的战略），在避免全面战争的同时也拒绝真正的和平。多年间，伊朗政权将有限且可控的对抗当作续命手段，用以牵制敌人、转移矛盾。然而如今，它已在一场规则全然改变的战场上彻底暴露，无力招架。
\n\n与此同时，政权在国内也早已失去合法性——自2017年12月、2019年11月的大规模起义以来，直至“女性、生命、自由”运动掀起的怒潮，政权与民众之间的裂痕愈发不可弥合。今天的伊斯兰共和国，既无法治理危机，也无法将其外包或推迟。它在国内毫无正当性可言，在区域内也失去了战略影响力，犹如一个在新兴军事化多极秩序中被烧焦的残骸。
\n\n在这场血腥的漩涡中，美国试图在与中国的竞争以及对俄罗斯的牵制中重新夺回其岌岌可危的霸权地位；内塔尼亚胡则将“无尽的战争”当作其在国内苟延残喘的唯一出路；至于伊朗政权内部，许多人此刻也已将自己摆在“政权更迭”机器的齿轮之中，渴望在政权倒台之后重新洗牌、保住自身利益。
\n\n而在这一切之间，人民依然是被挟持的对象——他们被困在一场并不属于他们的战争之中，一场根本不提供任何解放出路的战争。
\n\n今天，我们既要记住“两伊”战争如何曾被伊斯兰共和国视为“天赐良机”以巩固新生政权，也必须牢记1988年夏那场血腥的大屠杀——对数以千计政治犯的处决。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利比亚社会是如何在帝国主义主导下，以“人道干预”之名逐步“利比亚化”5——将一个社会彻底毁灭的过程。
\n\n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人道主义干预”——不论是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反人类罪”为由——必须与伊朗自身的斗争史联系起来理解。长期以来，伊朗的一些政治力量从革命前夕到今天，一再把“反帝”作为唯一标准，牺牲了其他社会正义议题。同样，若要真正理解以色列的殖民历史——从1948年纳克巴（Nakba，巴勒斯坦“大浩劫”）到纳赛尔在1967对“泛阿主义”的背叛致使其破产——也必须从伊朗国内的土库曼-萨哈拉和库尔德斯坦等“内部殖民地”的视角出发。
\n\n十余年来，那些曾将伊斯兰共和国吹捧为“稳定之岛”的阵营主义者，一再用“叙利亚化”的恐吓语言来打压独立的民间抗争，劝人回归投票箱。他们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的血腥军事干预包装为一种“阻止伊朗叙利亚化”的遏制战略。单是回顾这段历史，就足以让我们坚决说“不”——拒绝阵营主义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不是建立在群众自主力量基础上的真正政治想象，而是彻头彻尾的现实政治操作；它打着“反帝”的旗号，却总是在“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逻辑中，与另一种压迫达成妥协，哪怕那“朋友”同样邪恶。
\n\n将近四十五年前，在两伊战争爆发之初，一些进步派团体陷入了民族主义的陷阱——把这场战争当作一场“国家”事务来看待，结果只助长了伊斯兰式威权统治的巩固。有些人对政权强行推行头巾令、对库尔德斯坦的军事镇压保持沉默，只因当局用“反帝”这一话术来为其行为辩护。也有人虽发出了反对的声音，却未能有效动员公众去对抗那个被塑造成外部敌人镜像的内部敌人，从而在无意中助长了一个以‘男性／波斯人／什叶派’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的常态化。
\n\n如今，面对“紧急状态”话语所制造的那种“特殊时刻”的幻觉，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召唤一种多元、复调的历史记忆。唯有从受压迫者的立场出发，从异质的、交叠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才能同时对帝国主义、战争驱动的国家机器，以及阵营主义说出坚定的“不”。从喀布尔到加沙，横跨相通的命运与各自的差异，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主义”。
\n\n在这个在法西斯军事化与无休止战争之间不断摇摆的世界里，我们的出路不是对国家俯首称臣，也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某个“拯救者国家”的出现，而是积极地动员群众、组织起来，争取立即停火、争取和平、争取维护生命再生产、抵抗死亡机器。我们的实践场域，在于彼此照护，在于互助网络的建设，在于团结、觉醒与支持的扩展——从长者到孩童，从边缘者到残障者——正如“女人，生命，自由”运动中所展现的那样：被压迫者之间的团结，可以成为活着的力量，成为抵抗的能量，成为创造的起点。
\n\n女性、生命、自由 —— 反对战争
\nBerxwedana Jiyan e6
\n抵抗即生命
\n解放巴勒斯坦
\nRoja 敬上
\n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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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伊朗国家电视台总部，6月16日，德黑兰
\n虽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核计划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代价高昂且缺乏民主的过程，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革命卫队推动该计划，旨在确保政权在地区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存续，但这以使社会贫困化和环境破坏为代价。我们不承认伊斯兰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的“权利”，并认为核武器及全球核军备竞赛必须彻底废除。然而，内塔尼亚胡发动攻击的理由却基于一个虚假的叙事，这让人联想到美国以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入侵伊拉克的做法：即伊朗距离制造“原子弹”只有几步之遥。虽然伊斯兰共和国确实大幅增加了接近武器级别的铀储备，但没有证据表明已做出制造核弹的决定。即便假设伊朗已拥有核弹，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也应属于伊朗境内的各族人民，由他们自主决定，这绝不构成以色列军事袭击的正当理由。——Roja注 ↩
\n以色列军方每次轰炸巴勒斯坦平民时，就会宣称“哈马斯用普通的巴勒斯坦人做人盾” ↩
\n由伊朗支持的，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的胡塞武装等在中东反美反以色列的势力 ↩
\n2023年10月7日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可以被理解为这套新型统治架构下的一个动作：试图通过破坏以色列借助《亚伯拉罕协议》推进的关系正常化项目，干扰一条极为重要的跨国资本流动路线——这条路线起点是印度，经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抵达以色列，最终延伸至地中海希腊海岸——Roja注 ↩
\n“利比亚化”指的是一种帝国主义战略：先通过外交手段施压国家解除武装，通常披着国际协议或人道主义的外衣，然后发动军事干预，最终导致国家崩溃、陷入长期混乱。该词来源于利比亚案例：卡扎菲政权被劝说放弃武器计划，随后在2011年遭到北约主导的军事行动攻击，最终国家四分五裂，陷入无有效中央政府的战争状态。——Roja注 ↩
\n库尔德语的“抵抗即生命” ↩
\n以下的文字是法国同志在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区南泰尔市谋杀少年纳赫尔·默祖克后骚乱的第三天发给我们的。它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并概述了从1970年代开始的法国反对警察暴行的斗争。
\n\n今天，这一运动正面临着街道、媒体和法院的强烈镇压。截至目前，除了纳赫尔之外，至少有三人被杀。与其关注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专门的军事警察，我们更愿意从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为纳赫尔和自己站出来的年轻人的努力开始。
\n\n在街头，许多人说，愤怒的感觉和斗争的强度让人想起了2005年的叛乱。正如那些叛乱发生在2005年的学生运动之后，这次名副其实的起义是在反对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实施的养老金改革的强大运动之后发生的，该运动在春季面临前所未有的镇压。尽管有巨大的资源分配和名副其实的有罪不罚，法国的警察似乎正在失去他们所认为的合法性和他们恐吓大部分公众的能力，使其陷入被动。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3/07/01/2.jpg\")
\n2023年6月27日，17岁的纳赫尔·默祖克（Nahel Merzouk）在南泰尔驾驶汽车时，被摩托车警察拦下进行路检，然后冷血地谋杀了他。正如一名乘客后来描述的那样，一名警官威胁纳赫尔说：”不要动，否则我就把子弹打进你的脑袋”。然后两名警官通过打开的车窗打了他。被打得晕头转向的纳赫尔不小心松开了刹车，并踩下了油门，一名警官随即开枪将他打死。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因为几乎整个场景都被拍了下来。
\n\n纳赫尔被杀的视频很快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这在随后的骚乱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人们迅速在街头做出反应。
\n\n从6月27日的第一个晚上开始，在南泰尔和巴黎其他郊区（芒特拉若利，布洛涅-比扬古，克利希苏布瓦，科隆布，阿涅勒，蒙费梅伊）以及法国各地（罗贝克斯，里尔，波尔多…）以移民为主的社区爆发了暴力冲突。6月28日，尽管政治家们承认这起谋杀案的恶劣性质，政府和左翼的温和派也呼吁和平，但起义还是蔓延到了其他城镇（马恩河畔的诺伊伊、克拉马特、瓦特雷洛、巴尼奥莱、蒙特勒伊、圣丹尼斯、达马利莱斯、图卢兹、马赛…）。 同时，纳赫尔的家人在阿萨·特拉奥雷（其兄弟在2016年被警察残忍杀害）和“移民和班列运动”（MIB）的前武装分子的协助下，成立了一个“真相和正义委员会”（”Comité Vérité et Justice”）。纳赫尔的母亲是尊严和勇气的典范，她呼吁在南泰尔举行一次伟大的 “白色游行”[译按:一种和平的无声抗议游行]，时间定在6月29日下午。
\n\n6月29日上午，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对谋杀纳赫尔的警察是否犯有故意杀人罪展开调查。这显然没有打消人们参加游行的念头。
\n\n这次伟大的游行吸引了大约15000人参加。他们重走了纳赫尔的最后一段路，在 “人人憎恨警察”、“警察、强奸犯、杀人犯”和“为纳赫尔伸张正义”等口号的节奏下游行。一个标语写道：“还有多少纳赫尔没有被拍到？”
\n\n从那一刻起，很明显，纳赫尔的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许多抗议者是为了声援受害者的家人而游行。但这些要求也涉及更广泛的东西：警察在我们社会中的作用。就好像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和平游行到达南泰尔的省府（中央政府的地区分支机构）时，猪[译按:指警察]决定放出气体[译按:催泪瓦斯]，掀起了新一轮的冲突，一直蔓延到拉德芳斯的时尚商业区。“如果他们不让我们游行，我们就把一切都搞砸”，这是在年轻的骚乱者中听到的信息。\n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3/07/01/7.jpg\")
6月29日，南泰尔的白色游行后
\n要列出在6月29日晚间加入运动的每一个地区和城镇是不可能的，因为数量太多。政府宣布将对杀人事件进行调查，这第三夜的骚乱并没有减弱，而是给了运动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街区青年（媒体和政客经常称他们为“来自项目(projects)的孩子”）[译按:此处的“项目”即project指郊区/贫民窟/法国低收入住房项目habitation à loyer modéré]已经放火烧毁了汽车、摩托车和踏板车，以及包括地方和国家警察局、学校、市政图书馆、省府和市政厅在内的公共建筑。他们破坏街道家具，抢劫超市，并在建筑工地上放火，此外还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使用烟花。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烟花已经成为年轻人的首选自卫武器，他们每天都要遭受骚扰和警察的任意行动。
\n\n这种全国性的叛乱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自发的，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横向的，不可预测的，并不断发明新的抵抗形式，以符合驱动它的愿望。但这场叛乱的出现也是对国家管理后殖民时期移民方式的回应。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3/07/01/1.jpg\")
\n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在利用从北非和西非前殖民地“引进”的劳动力。最初的计划并不是让这些工人在法国建立生活和定居。他们被安置在特定区域：首先是贫民窟，然后是主要城市中心外围的项目——“住房项目(cítes)”。这些地区后被称为“班列(banlieues)”[译按:指大城市的郊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banlieue一词具有特殊的含义，成为经济贫困的郊区的代名词，其特点是低收入住房项目（HLM），这些项目是大量移民人口的家园。]。
\n\n20世纪70年代，当黑人和阿拉伯工人明显成为法国人口的永久组成部分时，他们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相继上台的政党都采取了例外政策。其目的是维持种族界限，控制一个不断被审视并被描述为对社会秩序构成威胁的人群。因此，工人阶级的移民社区主要是通过警察来管理。警察（以及地方警察所依赖的省）几乎完全负责管理和控制 “住房项目(cítes)”的日常活动，这些地方已经成为法国自己的警务品牌的实验场所。
\n\n这些街区的居民每天都在经历警察的羞辱、恐吓和报复。除了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有移民背景的青年还不断被控制、侮辱和逮捕。同样地，最不稳定的人赖以生存的所有活动和行业都被严重地定罪。
\n\n骚乱还必须在法国长期以来以种族为动机的警察谋杀案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在法国，就像在美国一样，对那些如此被排除在人类主流概念之外的个人无端使用暴力是产生和维持种族类别的机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警察已经杀害了数百名黑人和阿拉伯青年男子。在一定程度上，这是警察在移民区密集和持续存在的结果；更广泛地说，这是结构性种族主义的有形后果，它决定了法国国家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逐渐解体，这些年轻人的家庭移民到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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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几十年来，居住在邻里(quartiers)（字面意思是 “街区”）{原注:在这里，邻里(quartiers)是住在郊区城市的移民区的人对其社区的非正式称呼。}的人们已经采取了明确的政治立场，反对警察暴力。1983年，人们组织了“平等游行”（Marche pour l’Egalité），以回应里昂和马赛郊区发生的一系列警察谋杀案。自1979年以来，沃昂沃兰市每十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的骚乱，这是国家主导的警察对非白人青年施暴的象征。创建于1995年的“班列移民运动”为“警察失误”（道歉者用来描述警察极端暴行的委婉说法）的受害者家属争取“真相和正义”（vérité et justice）。它是一个自我组织的自治组织，拒绝主流政党的话语。2000年，它被赶出了它的活动空间巴黎。
\n\n2005年，两名青少年茨耶德·本纳和布纳·特拉奥雷在巴黎北部的克利希苏布瓦被警察追赶和骚扰后死亡，随后爆发了一场叛乱。在其他许多人中，我们记得2005年被警察谋杀的拉明·迪昂；2016年被警察谋杀的阿达马·特拉奥雷；2017年被警察强奸的泰奥·卢哈卡；2019年被警察杀害的易卜拉希马·巴。
\n\n每次都是同样的情景：警察实施谋杀，然后撒谎以保护自己。有时，有一段视频或抗议活动挑战警察的说法，提供足够的证据，迫使当局对凶手立案。但针对警察的法律程序几乎从未以定罪而告终。在法国，法律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在实践中，警察被授予自由之手和法律豁免权。
\n\n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再次看到，国家保护那些捍卫它的人。当在纳赫尔胸部中弹后对他进行治疗的医护人员向媒体透露了谋杀他的警官的名字时，他立即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3/07/01/4.jpg\")
\n为了理解这些骚乱，我们还必须在法国当代阶级斗争的背景下看待它们。自2016年以来，法国几乎每年都会经历一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或动荡浪潮。暴乱已经成为法国政治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们在2023年看到的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激进的表达。
\n\n换句话说——鉴于2016年以来在法国强行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多么不受欢迎，弗朗索瓦·奥朗德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政府只能靠警察的暴力来维持政权。因为他们了解连接国家、政府、警察和民众的权力结构关系，所以右翼和法西斯警察工会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福利集中在他们手中，以及将暴力施加给其他人的技术和法律手段。
\n\n例如，在2017年，一项法律赋予警察在个人拒绝与他们合作时使用枪支的权利（因此也有动力）。这项法律的直接后果是警察每年的谋杀案数量急剧增加。在2017年之前，警察（官方）每年杀害15至20名年轻的黑人和阿拉伯男子；这一数字在2021年上升到51人，此后平均为40人。
\n\n更普遍的是，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新警察被雇用，有越来越多的设备供他们使用。军事化的警察对社会运动进行了系统的镇压；警察不断加速的军事化是解释法国一些左派人士的无力感的因素之一。具体来说，这给许多人造成了紧张和不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对于生活在移民区的妇女。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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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南泰尔白色游行的结果.
\n关于目前的动荡浪潮，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出发，描述我在我所居住的靠近巴黎的郊区的城市中看到的情况。
\n\n该运动使用了三种主要策略，都非常有效：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破坏共和国的“象征”，以及抢劫。
\n\n与警察的冲突大多发生在项目内部，即“邻里”。“点燃他们！”每个人都看过这些画面：警察被穿着黑色集团服装的人用烟花、自制燃烧弹、石块和户外家具攻击，这些人往往非常年轻。一些发生在夜间的攻击性行动，可能与其说是出于对纳赫尔的特别声援，不如说是出于对那些每天控制、羞辱和殴打人们的人进行报复的更普遍的愿望。仿佛权力的天平已经暂时改变了方向。
\n\n在对抗的时刻，没有口号，没有左派信息，只有激进的反击意愿。大多数参与的团队都是由年轻人组成，主要是男性，他们彼此认识了很长时间。从事这些战术的人没有调解的意图。
\n\n巴黎附近一个地区的市政厅发生了冲突。
\n年轻的参与者，其中许多是青少年，是有条不紊的。他们袭击了县政府办公室、市政厅和行政权力的场所，所有这些都有明显的原因。但他们也在攻击那些隔离和排斥并强迫人们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学校；警察抓捕他们的朋友并殴打他们的警察局；监视他们行动的监控摄像头；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在“邻里”中很少见，而且往往是为穿梭于新翻盖的郊区房屋而新建的；以及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建造新的和立即过时的基础设施的建筑工地，这些都在郊区的中产阶级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n\n最后，该运动在抢劫领域显示了其创造性的力量，特别是在汽车和踏板车所发挥的作用。汽车被用来攻开门和栅栏，而踏板车则允许事后快速离开。踏板车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不说太多细节，机动性对夜间发生的战斗是至关重要的。
\n\n抢走了什么？几乎所有的东西，但与企业媒体的叙述相反，大部分的抢劫并不是节庆或享乐：绝大多数被抢走的东西只是基本的商品和药品。这意味着由纳赫尔之死引发的运动也从根本上表达了对不稳定和高生活成本的反资本主义拒绝。
\n\n凌晨4点在附近的超市里听到的消息：“我把这些都拿给我妈妈。”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3/07/01/8.jpg\")
6月29日南泰尔白色游行的结果.
\n尽管作为骚乱核心的政治情绪具有深刻的普遍性，而且自（至少）2016年以来，反对警察暴行的斗争在社会运动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左派和年轻骚乱者之间结盟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左派政治家们大多呼吁和平与和解，想象着“改革共和国警察”的项目，这将“重新开启警察和人民之间的对话”。
\n\n革命左派（在法国主要是托派）支持由家庭成员和亲密支持者组成的“纳赫尔真相与正义委员会”，其模式是“阿达马真相与正义委员会”和特拉奥雷家族，但他们对目前的起义没有采取任何公开立场。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自治团体，他们仍在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大多保持观察、法律和后勤支持的角色——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积极参与到暴动中。
\n\n最后，无论如何，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而参与的年轻人也不会特别关注那些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其中一员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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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his translation originally appeared here.
\n\nNanterre, cité Pablo Picasso.
\n2021年4月以来，废警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一直在为保护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一片珍贵的森林而激烈斗争。当地政府计划在这里修筑警察训练设施，并促成兴建一个巨大的电影摄影棚。在下文的分析中，这场运动的参与者记录了一年中的行动，回溯运动的胜利和挫折、并探究影响过它的策略。这场运动代表了乔治·弗洛伊德反抗运动以来（行动者们）开辟新道路的关键努力，它将捍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与和针对警察的抗争联系起来。
\n\n本周，亚特兰大的运动者发布了一个新网站stopreevesyoung.com，并将5月1日设立为全国行动日，计划以此向受雇破坏森林的建筑公司施压。4月22日至23日，马斯科吉 1 社区的成员和森林保卫者将聚集在森林中，参与讨论、技能分享和一场新闻发布会。第三周的行动定于5月8日至15日举行。
\n\n如果您正在寻找令地球宜居以及停止警察压迫的方法，这可能是您的机会。
\n\n继续阅读以了解一年的森林守护经验。
\n\n\n\n\n当一棵树在生长时，它是柔韧的；而当它又干又硬时，它就会死去。硬度和力量是死亡的伴侣。柔顺和软弱是生命新鲜的表现。因为硬化的东西永远不会赢。
\n\n——《潜行者》
\n\n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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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森林.
\n亚特兰大是一座森林中的城市，在美国所有城市中有着最高的森林覆盖率。南河森林（South River Forest）是这片森林最大的连续部分。它是这座城市的肺，用沼泽地和茂密的树冠减缓碳排放和水土径流。南河森林与城市南部的其他森林相连，东侧则绵延到迪凯特 2。林中奔跑或玩耍的鹿并不少见——这是种令人惊叹的体验，尤其在城市中。这里远离监控摄像头和购物街，青少年爱在这里约会，运动迷骑着山地自行车穿梭，老人们则可以遛狗。
\n\n这也是亚特兰大州和迪卡尔布县的政府、以及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正尝试修建警察训练场的地方。而在紧邻的壕沟溪公园（Intrenchment Creek Park），同样有一项丑闻缠身的土地交易项目。布莱克霍尔制片厂（Blackhall Studios）计划透过置换公共土地，将自己在附近的音场综合体扩建成地球上最大的同类设施。这片森林是城市生态廊道的重要环节，这些发展计划无疑将对它造成破坏。随着全球进入这个气候危机和生态崩溃的世纪，如果这些发展项目被推进，暂时免受持续气候崩溃带来的最坏结果影响的亚特兰大都市圈，将经历更严重的洪水、更高的温度和烟雾弥漫的下午。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4/11/17.jpg\")
按这个规划，Starlight和Constitution以东的一切都将被摧毁.
\n警察基金会计划建造训练场的区域，也是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Old Atlanta Prison Farm）所在地。这片土地原属马斯科吉人 (克里克人) ，被称作Weelaunee；19世纪被（殖民者）夺走后，由奴隶在这里工作；（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时期，这块土地曾短暂地作为乳品厂经营；后来，它变成一个监狱集中营，囚犯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耕种田地和饲养动物，有些人甚至被处以私刑。在这片土地铺设新的监狱设施，意味着使这段关于剥夺和虐待的历史连续。
\n\n这些计划的反对者认为，警察培训设施——他们称作“警察城”（Cop City）——和布莱克霍尔的发展正是同一套压迫性的结构调整（repressive restructuring）中互为关联的不同面向。简单地说，布莱克霍尔的开发将加剧经济不平等和生态崩溃，而警察城将装备警察来保护它们。
\n\n反对这些发展的运动已经历了几个实验阶段，动员主要围绕“保卫森林”和“阻止警察城市”的口号，（行动者们）采用了广泛的战术和策略以紧跟事件进程。它代表了乔治·弗洛伊德运动之后重振生态保护和废警策略的一次重要努力。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4/11/16.jpg\")
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一辆被重新利用的旧卡车.
\n要了解这场运动，我们有必要稍作回顾。
\n\n\n\n\n历史学家说，“亚特兰大之路”（Atlanta Way）起源于黑人和白人商业领袖就种族问题的渐进改善进行谈判、以避免公共抗议、维护该市的商业友好形象的闭门会议。
\n\n在1960年代，它帮助该市克服了种族隔离的动荡，并成为民权运动的全国领导者。亚特兰大成为东南部的经济首都。这种声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要归功于商业和政府领域的许多亚特兰大之路的拥护者。
\n\n——《[亚特兰大之道是一种从未完全实现的理想]](https://www.bizjournals.com/atlanta/news/2020/06/26/a-walk-together-the-atlanta-way.html)》Atlanta Business Chronicle
\n
当地人熟知的“亚特兰大之路”是一种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初期的社会管理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黑人抵抗运动在南方腹地重新出现，商界领袖、地主、政府官员和工业巨头建立了一个跨种姓联盟，其明确目的是阻止该市的种族正义运动。他们希望通过加强白人企业权力和黑人商业阶级之间的合作，在不显著改变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下预先满足被剥削的黑人大众的需求，（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工业（遭二战）破坏后，为美国统治阶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发展于吉姆克劳时期 3 及随后阶段的“亚特兰大之路”使公共政策从属于富人的个人关系和幕后交易，而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n\n反映在亚特兰大之路策略中的先发措施的基本结构是，要求黑人担任政治职务并在行政、警务和司法系统中任职；作为回报，担任这些职位的黑人将对该地区的黑人和贫困的大多数人口采取限制性政策、削减预算和推动大规模私有化。许多佐治亚州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确保种族不平等问题取得进展意味着为开发商、大学、建筑公司、行业和房地产投资者创造财务和商业激励措施。裙带关系赞助制（Nepotistic patronage systems）——类似于世界某些地区所说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m）——被预期培养出蓬勃的黑人中产阶级。
\n\n然而，亚特兰大的黑人居民出现在该市的监狱人口、失业数据、食品救济线和缓刑办公室中的比例仍然过高。这座城市所有大型公共住房开发项目都已终止，所有无家可归者的大型收容所都已关闭。历史上的黑人社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非黑人租户涌入，这些人则是因为生活成本上涨而从其他城市和社区流离失所。
\n\n“亚特兰大之路”将我们的时代与吉姆克劳的时代联系起来。没有它，亚特兰大就不会成为逐利者和商人的主要目的地。透过组织城市事务时围绕政治家和资本家之间的私人协议，透过协调投资和商业时以私有化和激励企业为原则，这个系统的设计者已经将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偷偷注入制度化的左翼。通过将这些措施定性为“反种族主义”，政治精英剥夺了穷人与贫困作斗争的必要工具。事实上，“亚特兰大之路”使得反种族主义看起来只是一种创造性的用于包装政治家和他们在商业和非营利部门的同事的资源掠夺的方式。
\n\n如今，亚特兰大已成为美国大陆最不平等的城市，“亚特兰大之路”也正分崩离析。关于警察暴行和种族主义的直接抵抗在这里也有着悠久的战斗性的历史。对统治集团而言，未来几年明显将出现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这是我们可以预计亚特兰大之路将面临来自上层的新一轮阻力的语境。国际投资者和越来越白越来越富的离地精英将不会在城市核心做长期投资；他们只将这座城市当作因为低税收和相对可负担的土地价格而牟取暴利的空间。抵抗也将来自底层：来自可能失去住所和被抹除存在的租客、工人、学生、囚犯、年轻人和居民。上个世纪的话语将不再能调和这两个阵营。市政府及其庞大的非营利组织被困在两种相互冲突的力量之间，而他们可能会在这两者越来越绝望的战斗中被扫到一边。
\n\n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美国总统）与由迷音（meme）、线上厌女论坛、仇外心理、白人民族主义和反精英主义推动的极右翼潮流不谋而合。这反过来催生了一场激烈的反法西斯运动。它的高峰期牵涉到数百万的普通人，但一线参与者大多来自之前参与草根运动的社会阶层。为了建立与城市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联合反对极右翼的共同事业，这些背景悉数被淡化。
\n\n乔治·弗洛伊德运动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在短短几周内，数以千万计的人与警方对峙，直接挑战由国家决定什么构成安全的权力或由国家捍卫获取资源渠道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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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夏天.
\n在2020年5月的最后几天，抗议和骚乱从明尼阿波利斯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包括亚特兰大。连续几周，数千人在百年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与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发生冲突，他们建造路障、投掷催泪瓦斯罐，并将人行道拆成抛掷物。有些时候，大批人群砸碎店面窗户，用激光射向警用直升机，向警察投掷烟花。都市区每天都有数十起抗议活动，一些郊区也发生了暴动。
\n\n2020年6月12日，两名亚特兰大警察杀死了 一直在温蒂汉堡边的车里睡觉的Rayshard Brooks。接下来的几天里，坚定的人群烧毁了这间餐厅。冲突在邻近的第 3区持续了数周，然后转移到格兰特公园的切罗基和亚特兰大大道，这里的住宅街道几乎每晚充斥催泪瓦斯和爆炸物。抗议者还在温蒂汉堡烧毁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小占领区。
\n\n围绕亚特兰大骚乱，检方向当事警官Garrett Rolfe提起了谋杀指控。作为回应，数百名警察发起全市范围的集体请假、下班并拒绝履行正常职责。许多警员因为面对大众反对的压力和担心为系统性使用武力承担法律后果而辞职。
\n\n从2020年6月初到年底，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两百多名亚特兰大警察离职。一些州巡警则在2020年7月4日抗议者破坏他们的总部后辞职。一些警长副手、交通警察和附属工作人员也在寻找新的工作。佐治亚州调查局还向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发送了批量招聘邮件，这说明他们也迫切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随着白人企业主、业主、商业协会和国际房地产公司呼吁镇压，这个系统正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无法解决的制度困境。
\n\n这是亚特兰大市、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和前亚特兰大市长Keisha Lance Bottoms办公室制定警察城建设计划的背景。Bottoms市长一边结合文化民族主义与和平呼吁冷静，一边派她的职员将学生拽下车，用警棍殴打抗议者，并向人潮汹涌的街道发射催泪瓦斯。
\n\n这些事件的后果仍然被评论家和运动者低估了。有些人就暴动选择失忆；有些人继续生活，只做简单的纪念；还有一些人继续着孤立但无疑正当的颠覆行动。与此同时，地方和联邦政府、商业协会、警察部门和武装民兵的力量一直在努力确保大众起义不再发生。
\n\n除了制定法律和杀害异见者，制度性的回应集中在管理公众认知。行业利益公司和私人投资公司利用地方媒体开展推广，而当地媒体40%由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 Group）4 所有，这是一家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有关联的右翼组织。透过Sinclair、Nexstar、Gray、Tegna和Tribune等平台对事件的重构，许多电视受众对抗议及其后果的看法遭到了破坏。
\n\n抗议发生后一直流传着一种虚假的说法，大意是警察士气低落、资金不足，这才无法控制席卷全国的“犯罪浪潮”。这套叙述是为了回应2020年抗议中“削减经费”的民众呼吁而精心策划的，而它塑造了郊区白人、小企业主以至许多城市进步主义者的想象。“犯罪浪潮”框架意味着全国各地的警察部门实际上已经被剥夺了资金或权力被削弱，因此无法确保社会和平或自由企业。实际上，绝大多数警察部门的预算都像往常一样逐年增加。如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他们在2020年事件后从中右翼光谱获得了更多权力——比如见证Eric Adams 5 就任纽约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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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基金会使公司可以将资金用于执法：每一个剪彩仪式的背后都是防暴警察.
\n亚特兰大政府已经为他们面临的困境制定了一些临时的解决方案。为了履行对支持者的承诺，这座城市的政客需要继续牺牲经济祭坛上的公共资产，以吸引更多大型投资者进入该地区，尤其是电影业和科技公司。保守派主导的州政府和自由派主导的亚特兰大市政府之间长期关系紧张，为了在这个流离失所加剧和生活成本上升的时期保持控制，他们需要将更多资源投注在整个地区的执法。最后，为了安抚日益反叛的下层阶级，他们需要用黑人赋权、社会正义和进步主义的语言来包装这个重组和镇压的过程。
\n\n官僚们处理这些状况的位置很不利。数十年的减税和放松管制造成了各种基础设施故障和崩溃。此外，由于公共交通问题，亚特兰大失去了竞标第二个亚马逊总部的机会——这是全美最缺乏资金的公共交通之一，当企业调查员来访时，它甚至无法运行。与此同时，正是低税收和缺乏监管将资本吸引到乔治亚州，因此，如果无法创造能流向该国其他地区的财富，眼下就无法培养社会民主主义的治理策略。政府目前的计划似乎是把尽可能多的公共合同和资源交给私人开发商、让他们承担社会解体的代价和愤怒，用警察来控制公众的反冲，用马丁路德金的形象包装预防有意义的抵抗。
\n\n也因此，这个将自然环境改造成警察训练场的计划被命名为“社会正义研究所”。为电影公司和房地产大亨的利益而掠夺公共资产被描述为给当地人创造“好工作”的机会，而非对基础设施的犯罪式征用。布莱克霍尔用于和市政府交易森林的地块则将更名为“米歇尔·奥巴马公园”。
\n\n政府计划在2022年5月或6月开始清理森林以展开建设。接下来的故事是决心阻止这一切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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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沟溪公园——未来的音场综合体.
\n为简洁起见，这里的时间表不包括诉讼、禁令、停止工作的请愿书等。
\n\n春夏 亚特兰大市政府批准用位于迪卡尔布县壕沟溪公园的公共土地与布莱克霍尔制片厂目前拥有的一块土地进行置换。这次土地交易是在一系列半秘密的董事会会议和听证会上进行的。
\n\n4月至5月 运动者和当地生态学家发现了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将位于Key Road和Fayetteville Road、被称作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的土地改造成一个大型警察训练场的计划。
\n\n5月15日 超过两百人聚集在壕沟溪公园，参加关于开发计划的信息发布会。
\n\n5月17日 根据Abolition Media Worldwide6 上的匿名声明，布莱克霍尔制片厂地块上无人看管的七台机器——主要是拖拉机和挖掘机——遭到了破坏。它们的车窗被打碎，轮胎被割破，车身被点燃。该声明将这次破坏与（该公司对于）森林的破坏联系起来：
\n\n\n\n\n我们并不需要为了娱乐的音场。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并不需要警察训练设施。我们需要终结警察行业……任何进一步破坏亚特兰大森林的尝试将得到相似的回应。这片森林远早于我们就存在，也将会比我们的存在更长久。
\n
6月 在森林中出现告示，通知路人该地区的树木已经被“钉”（spiked）7，其结果是一旦砍伐它们，可能会损坏锯子并伤害使用锯子的人。
\n\n6月10日 布莱克霍尔制片厂拥有的土地上又有三台挖掘机被烧毁。当地新闻媒体上并未报道这两次行动，尽管相关照片证据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n\n6月16日 在亚特兰大市议会将就“警察城”的建设条例进行投票的当晚，一些活动人士在该条例的发起人、市议员Joyce Shepherd的私人住宅外抗议。
\n\n6月23日至26日 第一个行动周，数百人参与运动。
\n\n8月23日 在明尼苏达州罗斯维尔，（受雇破坏亚特兰大森林的）Corporation Service Company（CSC）的办公室窗户被砸碎。一份匿名的网络声明写道：
\n\n\n\n\n在砸碎办公室的门并向内扔油漆罐后，一条信息被喷在前门：远离亚特兰大森林。（这条信息）要求CSC放弃其客户布莱克霍尔制片厂。布莱克霍尔制片厂希望将南亚特兰大森林夷为平地，用于建造美国最大的音场建筑和一间机场，将这座城市的士绅化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n
夏季 “停止警察城”（Stop Cop City）联盟和其他左翼团体加入运动。草根运动者组织和他们的关系网络创造了自己的示威、社交媒体页面和会议。当地独立媒体Mainline Zine从这些组织的角度或多或少地加强了对该运动的报道。
\n\n9月 市议会因为冠状病毒相关限制而在Zoom上举行的会议，充斥着数小时对该项目的反对意见。由于这些反对意见和在亚特兰大城市首席运营Jon Keen跟市议员Natalyn Archibong住所外的示威，土地租赁条例的投票一再被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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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Natalyn Archibong的住所外逮捕抗议者.
\n10月7日 Color of Change宣布可口可乐公司将退出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董事会。
\n\n10月18日 一小群快速反应者扰乱了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场地的勘测和清理工作。一座监视塔被摧毁。
\n\n11月10日至14日 第二次行动周将举行各种文化活动、信息之夜、篝火晚会和会议。同时，人们在森林中建立了计划持续六周的营地。
\n\n11月12日 人们在Reeves Young Construction总部举行示威。运动者收集的情报显示，Reeves Young受雇参与破坏森林和开发警察城的项目。大约三十人聚集在Reeves Young位于佐治亚州糖山的公司总部，举着横幅，要求这间公司与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终止合同。
\n\n\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461175735540924416\n\n\n
11月20日 另外两台推土机在森林中燃烧。根据Unoffensive Animal网站上复制的匿名声明，匿名的森林捍卫者 “在亚特兰大南部的森林里烧毁了两台推土机”，（呼吁）“不要警察城，不要好莱坞反乌托邦。保卫亚特兰大森林。”这些设备位于布莱克霍尔制片厂计划用于交换的土地上，也就是“米歇尔·奥巴马公园”规划中的位置。
\n\n11月27日 一群马斯科吉人回到了位于目前南河森林壕沟溪公园的祖先土地，这片土地在克里克语中被称为Weelaunee。马斯科吉代表呼吁所有人保卫这片土地，远离警察城和布莱克霍尔的发展计划。
\n\n12月17日 十几名抗议者游行到布莱克霍尔制片厂位于宪法路（Constitution Road）的大门，封锁正门，高呼口号。不久之后，一大群警察突袭了森林，驱逐了在那里建立的抗议营地。
\n\n12月20日 根据亚特兰大森林场景（Scenes from the Atlanta Forest）8 复制发布的匿名声明，Reeves Young董事长Dean Reeves私人住宅的后院悬挂了横幅。据称，迪恩·里夫斯是出席11月17日行动的董事会成员之一，还亲自推搡和殴打抗议者。
\n\n1月9日 当地环保组织Survival Resistance发起了一场反对AT&T的运动，并在其办公室外举行抗议活动。AT&T是警察城发展项目的资金方之一。
\n\n*1月18日 为了开始凿土——这是确认奠基所需建筑材料的必要环节——Reeves Young和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的代表进入了Key Road附近的树林，并用推土机推倒许多树木。施工在抗议者要求他们离开后停止。推土机留在现场，并在随后遭到破坏，窗户也被打破。
\n\n1月19日 前一天的冲突后，几个人爬进附近森林中的树屋，宣布他们打算留在那里以阻止进一步的破坏。
\n\n1月25日至27日 在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亚特兰大警察和迪卡尔布县治安官的陪同下，Long Engineering公司恢复了对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的勘测。
\n\n1月28日 六十名森林保卫者进入亚特兰大老监狱农场附近的南河森林，以阻止凿土和土壤样本采集。迪卡尔布县警察袭击了抗议者，逮捕了四人——这是运动中第一批在森林内的逮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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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保卫者前往拖拉机的途中点燃烟雾弹和照明弹.
\n1月31日 在明尼苏达州双子城的一间美国银行，“自主的破坏者”打破窗户并喷漆“停止警察城”。根据一份网络声明，这一行动是为了声援1月28日被捕的抗议者。
\n\n3月1日 根据另一份公告，为声援保护森林免因兴建警察城和更多布莱克霍尔制片厂建造的好莱坞设施而遭砍伐的生态捍卫者，Long Engineering公司五辆用于测绘南亚特兰大森林破坏工程的大型卡车被摧毁。
\n\n3月19日 Reeves Young公司拥有的六台机器，包括两台大型挖掘机和一台推土机，在乔治亚州Flowery Branch被摧毁。对应的网络公告内容如下：
\n\n\n\n\n除非贵公司自愿选择退出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的警察城项目，否则我们将严重损害您的利润，您将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合同。
\n
3月26日 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的ATM机在费城市中心遭到破坏。根据线上声明，这两间机构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它们为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提供资金。
\n\n\nhttps://twitter.com/unoffensive112/status/1509418720493453318\n\n\n
运动从开始到高峰再到下降，通常会有两种常见路径。
\n\n第一种是逐步升级。这是激进组织、工会、学生团体和类似组织普遍采用的模式。在这种方法中，运动组织者或干部发起会议和抗议行动，旨在让尽可能多的人了解改革进程的内在矛盾，慢慢地向参与者介绍额外方法的必要。
\n\n这一策略进展顺利时，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就会围绕特定的需求或目标发起一系列更广泛、更激进的努力。然而，在紧缩时代，人们很难迫使当局满足要求。更常见的是，警察的镇压、有魅力的野心家和人员流失都导致斗争缓慢减速。在经济显著增长的地区或公司，运动有时能为人们赢得需求，但这通常是以动员本身为代价的，包括对运动领袖的收编、有效策略的刑事化以及随后的资源和机构重组，例如以自动化或外包的形式。
\n\n又或者，有时一场运动会突然以一种震荡的姿态在聚光灯下爆发，将注意力和能量吸引到一种拒绝的漩涡中。这种斗争通常由单一问题或不满情绪激发，而它们迅速成为所有社会弊病的典范。2019年以来爆发的群众性起义大多遵循这一路径，包括所谓的智利十月革命、美国乔治·弗洛伊德起义、苏丹反奥马尔·巴希尔起义和2022年哈萨克斯坦起义。通过升级为与各种形式的权力的全面冲突，这些斗争的主角控诉了整个社会秩序，从实际角度提出了革命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此类起义都被警察镇压，被内战吞噬，或被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歼灭了。
\n\n到目前为止，保卫亚特兰大森林的斗争并不符合这两种模式。它可能代表了一种不同的轨迹，为2020年系列动荡事件之后的斗争暗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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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森林的路障.
\n2021年4月，当活动人士发现这两个破坏南河森林的提案时，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将在壕溪公园举行的大型信息分享会的消息传播了几周。大约有两百人参加了这个最初的活动。市政府还没有公开宣布其计划，所以反对者能够自行形塑公共叙述，确保事实不会在混乱中丢失。在信息发布会上，多位蒙面演讲者将该项目放在一个总体框架内：1）种族主义和独裁主义针对乔治·弗洛伊德抗议的反弹，2）泛城市的士绅化和流离失所过程，以及3）气候崩溃和该地区的长久未来。
\n\n通过这次活动，活动组织者剥夺了市政府以歪曲叙事向公众介绍这些发展项目的机会——假设他们打算公开它们。与会者提出问题，分享观点，致力于向他们的社区分享自己在组织草根的、官僚的和直接的抵抗时所学到的东西。这为可以利用多种战略和策略的集体斗争奠定了基础。
\n\n在48小时内，破坏者摧毁了7台无人看守的挖掘机、拖拉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网上出现了一份匿名声明，详细说明了他们的动机和方法，并将这些攻击行动与反对殖民主义、独裁主义和性别规范的斗争联系起来。这使该运动进入了第一个发展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因为这些行动而被捕。
\n\n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会议、海报和传单遍布左翼网络、农夫市场和DIY的亚文化空间。在这片土地有长期投入的当地生态学家和民间历史学家组织了参观和植物识别步行活动。一些市议会的候选人将这场斗争作为他们选举活动的组成部分。
\n\n6月中旬，破坏者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宣布一些树木被“钉”，以及另外三台挖掘机被损坏。这些破坏行为并未引起反对发展项目者的惊愕。相反，由于它发生在运动的早期，这类大胆的行动成为运动的基因特质。虽然许多人赞许这些行动，但这场运动是否能发展出一种参与性战略、鼓励更多的人在分享信息或为匿名行动者的勇敢行为欢呼之外采取行动，仍然有待观察。
\n\n如果运动第一阶段的参与者旨在制造政治丑闻，他们还没有成功。然而，他们引起了几百人的关注，这些人愿意支持一场包括损坏财物和其他破坏形式的运动。他们还建立了一套由自主的行动者而非政治家或警察设定的关于森林的论述。
\n\n第一阶段所缺少的东西反过来塑造了随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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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沟溪公园.
\n到2021年6月中旬，亚特兰大的大多数草根左翼以及自治、无政府主义和激进团体都意识到了这些森林中的拟开发项目，但他们仍在寻找能够让他们建立足够力量和杠杆来阻止这些项目的策略。一些人——包括与全国性的社会主义组织、废警主义网络和生态倡导团体有联系的行动者——开始在南河森林附近逐户敲门。他们的论据是，森林周围的社区组织和家庭将是必要的盟友，因为他们将是受森林砍伐和声音污染影响最大的人群。这些人希望熟悉附近居民的话语，了解什么可能有助于动员他们。
\n\n同一时间也出现了其他策略。一个团体关注6月16日的市议会会议，这次会议本应就时任市议员Joyce Shepherd提出的土地租赁条例进行投票。由于COVID-19疫情，会议改为线上，市议会成员在各自的住所主持谈话。经过一番调查，少数抗议者找到了议员Shepherd的家庭地址。会议期间，这群人去到她家并展示了横幅。当大多数抗议者在人行道上呼喊时，有个人走近她家，敲了敲门，按了门铃，然后回到街上。抗议者们不知道的是，里面的Shepherd正在惊慌失措。那些当权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行为发生在一个抽象的政治 “空间”，他们的决定的后果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谢泼德取消了投票，为打电话给警察提前离开了会议，警察在抗议者散去后赶到。
\n\n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Joyce Shepherd在大都会公园路新建的3区警察分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分局，谢泼德被警察和新闻媒体包围。她详细描述了她的土地租赁条例的目标、项目的性质，以及抗议者阻止她的努力。通过这个简短的声明，她把这个运动和它的故事推到了主流。第二天，她发表了另一份声明，声称她将推动该条例的实施，”无论 “她表面上代表的城市居民要说什么。她的议员同事们拒绝了抗议者的策略，错误地暗示抗议者的方式是非法的。
\n\n通过这次行动，少数人得以实现运动的早期目标——将警察城／布莱克霍尔的发展从闭门协议转变为公共丑闻。他们还推迟了议会投票，具体展示了直接对抗的潜力。一个新的策略正在形成：直接向决策者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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壕沟溪公园的步道.
\n计划中的第一个行动周在几天后也就是6月23日开始。组织者希望催化出广泛的干预措施。他们召开会议解释想法，旨在将反对警察城开发、反对布莱克霍尔开发和与之相伴的城市士绅化跟森林砍伐联系起来。一些人建立了共享日历和线上推广计划，以便更多人能够在运动的语境中站出来表达自己。
\n\n在这方面，第一周的行动是一次轰动的成功。在这一周，有关于生态学、殖民主义和性欲的对话；有白天和月光下的导赏；有在森林空地上的夜间篝火；有在附近场地的硬核朋克表演，其间数百名参与者击退了警察；还有在森林中心深处、在荧光棒照亮的乌托邦氛围中约五百名参与者聚集并持续到凌晨的狂欢派对。如果组织者的目的是在这个城市的DIY艺术、诗歌、同性恋、朋克和地下舞蹈的亚文化场景中活跃的数千人中形成一种文化共识，那么他们成功了。
\n\n6月24日晚，人们来到位于亚特兰大外郊Social Circle的布莱克霍尔首席执行官Ryan Millsap的家中。通过在Millsap的住宅、街道、投资房产和邮局信箱放置传单，行动者希望——用他们的话说——”激励其他人研究（这些传单）并向那些对破坏森林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发起战斗”。
\n\n两天后，6月26日，第一个行动周的最后一天，五十多名抗议者游行到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APF）的总部。人群从Five Points地铁站涌出时，一小队警察试图逮捕一些人。人群与警察展开了徒手搏斗并成功击退了他们。人们举着“世界的另一个词是森林 ”（Another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的横幅继续前进，这句话引用自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书《世界的词语是森林》（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这群人随后来到桃树街的德勤大厦，他们越过保安直冲APF办公室，砸碎玻璃门和窗户，并掀翻了大堂的桌子。参与者成功地在市中心消失，没有人被逮捕，尽管几十辆警车疯狂地建立了一个包围圈，造成了中心城区的走廊被关闭。
\n\n运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不断扩大。随着运动者组织和独立媒体发展出一套定位这场抗争的框架，（抗议者们）成立了新的组织团体。虽然企业和警察基金会在APF办公室被破坏后没能提供一个连贯的媒体叙事，但运动组织者已经开始分发信息传单和线上图片，进行采访，挨户敲门，就之后的市政会议组织电话推广。几乎整个8月和9月，“阻止警察城联盟”（Stop Cop City Coalition）和其他组织都在努力引入紧张气氛，挑战市议会程序。继Joyce Shepherd家的干预行动之后，抗议者在预定投票的晚上聚集在可能投赞成票的议员家门口，导致投票过程进一步拖延。一时间，运动似乎即将取得轻松的胜利。
\n\n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研究革命运动的人都知道，警察在阶级社会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功能，没有这些功能，许多其他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就不可能长期存在。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一些巧妙想法和一点压力来解决的简单的经济或公民议题。尽管组织者做出了努力，且这些努力在17个小时的公众反对意见中达到了高潮，但（土地租赁）条例还是在9月8日获得通过，警察也在市议员Natalyn Archibong的家门口逮捕了抗议者。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所在的土地最终被移交给了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
\n\n许多真诚的人都被这件事的转折所挫败。一些人将注意力转移到即将举行的地方选举上，希望市政府可以塞满能推翻这些项目的废警主义者或进步候选人。最终市长Bottoms没有参与连任竞选，前市长Kasim Reed输给了现任市长的Andre Dickens，Joyce Shepherd也输掉了连任议员。然而，自选举以来，布莱克霍尔和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的发展项目没有任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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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城市首席运营Jon Keen的家门外.
\n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至少与三家公司签订了建造训练基地的合同。测量工作似乎由Long Engineering公司负责，而建筑本身将由Reeves Young Construction和Brasfield & Gorrie公司完成。目前还不清楚谁将在布莱克霍尔制片厂计划用于扩建的壕沟溪公园清理土地。
\n\n迄今所知的信息是由勤奋的当地运动者艰难取得的。9月市议会投票后不久，测量人员和小型工作团队开始进入Key Road和Fayetteville Road附近的场地。这些卡车和制服暴露了承包商的名字，这再次给了警察城反对者以自己的方式发起斗争的机会。
\n\n10月8日，大约二十多人从森林进入工地，并与似乎正在为了拍照和取样而清理土地的承包商对峙。工人们离开后，警察树立的监视塔被推倒。森林保卫者就此散去，没有人被拘留。
\n\n如果森林保卫者仅仅使用线上或官方渠道来收集信息，他们要在很久之后（政府）公开宣布时，才会知道Reeves Young已经被要求进行实际破坏。（行动者） 在市政府公开之前就突破新闻的能力一直是一个优势。
\n\n社会运动中广泛观察到的失败起点，是当主角们失去主动权、试图重现早期阶段的事件时。怀念公开反叛的激情日子、火热的混乱夜晚和烟雾弥漫的商业区的人们，决心召集联盟再次启动一切。人们认为设置一个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已经足够，做了相应的准备，聚集了一群人——但没有达到预期，因为人群主要是由热心的激进分子或朋友组成。
\n\n随着几周过去，新的行动成为了新的高潮线。抱着更严肃的态度，一群朋友或者说一个团队网络召集了另一次 “像上次一样 “的示威，可能是在不同的地点，或者有更大的野心。这个策略可能会成功几次——但新的角色和互动规则正在建立，早期那种兴奋的力量感已经消失了，没有什么能让它恢复。大量的人群已经消散，而警察正在学习（反对者）每一步的方法。最终，这类行动也会结束，参与者会设计出各种理论来解释原因。结论通常涉及相互指点、怨恨、谴责和分裂，因为抗议者会为他们共同的失败和局限性而互相指责。这种现象可以写一整本书。但是，如果抗争参与者能够意识到这种普遍趋势，这种意识可能会为更多创造性的努力开辟空间。
\n\n在9月市议会的失败后，人们并不清楚有多少人会继续反对这些发展，尽管10月8日的小规模对抗表明一些人希望继续反对。组织者感受到了这一时期的困难，宣布在11月中旬举行第二个行动周。
\n\n第二个行动周与第一个类似，但也有创新。各个团体再次组织了文化活动、信息之夜、篝火和会议——但这一次，许多活动都发生在壕沟溪公园的一个更公开的营地或者附近的地方。
\n\n第一个行动周的组织者曾经欢迎一小群参与者在亚特兰大旧监狱农场的一段路上扎营，但这基本是秘密进行的。这一次，几十个人搭起帐篷，竖起防水布，搭建临时厨房，挂起了横幅，并在树林中建造了一个真正的抗议营地。这个营地以某种形式持续了六个星期。不难想象，与第一个行动周相比，聚集者的总体多样性有所下降，这是运动和动员中的普遍趋势。当一场斗争由于迷失方向、镇压或其他挫折而收缩时，无论参与者有着怎样的努力和良好意愿，面向它的运动往往会按其构成重新分裂，通常是依据种族、世代、性别和阶级分层。
\n\n\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458631384931700739\n\n\n
现在，Reeves Young公司已被确认是受雇破坏森林和建造警察训练基地的承包商，许多运动参与者转而关注他们。2021年11月12日，第二个行动周结束没多久，三十人来到Reeves Young距离亚特兰大40英里、位于佐治亚州糖山的办公室。这群人举着横幅、喊着口号，直接走进办公室，扰乱了公司董事长Dean Reeves和首席执行官Eric Young正在参与的董事会会议。高管们竭力表现出无动于衷，评论着他们将用来充实自己口袋的数百万美元。慢慢地，中庭里挤满了关心抗议活动以及他们老板的攻击与暴力的工人们，（因为）高管们开始推搡甚至殴打抗议者，不遗余力地瞄准现场最小的人。抗议者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目标，即向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的服务提供者施加直接的对抗性压力。
\n\n三天后，又有两台挖掘机在目前属于布莱克霍尔制片厂的土地上被烧毁。按网上出现的责任声明算，这已经是第11和第12台被破坏的重型机械了。与之前的匿名声明不同，这次的声明非常简洁，仅仅说明了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
\n\n这场运动面临着挫折，但它并没有崩溃成硬核激进分子和警察基金会之间的私人恩怨。
\n\n2021年11月27日，二百五十到三百人聚集在壕沟溪公园，观看并参与马斯科吉人（克里克人）的仪式性踢踏舞和服务。这个特殊的代表团来自俄克拉荷马州东部的 Helvpe Ceremonial Grounds，是受亚特兰大当地的一个原住民组织者邀请来到他们的祖籍地。
\n\n马斯科吉人曾经组织过一个部落联盟，范围横跨现在的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大部分地区。马斯科吉人和他们被熟知为“筑丘人”（mound builders）9 的密西西比祖先维持着一个城镇间的网络，每个城镇都保持政治自治和领土独立，透过在他们后来的欧洲对手不了解的共识过程分配资源和做决定。共同拥有必需品和土地的马斯科吉人对我们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私有财产概念深恶痛绝。现在的阿拉巴马州绝大多数土地都是1814年红棍起义（Red Sticks revolt）10 失败后从马斯科吉人手中夺走的，当时一些马斯科吉人曾联合特库姆塞人（Tecumseh）和肖尼人（Shawnee）反对殖民扩张。1821年至1836年间，这些马斯科吉人被强行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许多人至今仍居住在那里。
\n\n当11月27日的代表来到南河森林，又或者（克里克语中的）Weelaunee，表演自己的舞蹈、说出自己的语言时，他们与那里聚集的人们分享了有关马斯科吉的一些知识和历史。但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分享文化，这些马斯科吉原住民鼓励亚特兰大目前的居民阻止对森林的破坏、叫停警察城和布莱克霍尔发展项目，因为他们将这些发展理解为欧洲殖民以来的漫长破坏故事中的最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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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科吉人（克里克人）代表团在南河森林的踢踏舞.
\n在壕沟溪公园这次仪式之后的几周内，森林营地的参与者为开始配置野战厨房和休息区，并在森林中竖起了横幅和标志，山地自行车手、徒步旅行者和其他经过公园的人都可以看到。在森林中建立半永久存在是一种持续收集信息并直接震慑开发商的方式。
\n\n累计持续六周后，营地在12月17日被拆除。那天早上，大约有十几个人封锁了位于宪法路的布莱克霍尔制片厂的现有场地的入口。这支队伍随后焚烧了一面旗帜，高呼口号，“诅咒”这间媒介公司，然后四散到森林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大概是在布莱克霍尔的敦促下，迪卡尔布县警察集体进入森林，全面动员了停车场里的警车、步行的警官、头顶上的直升机和无人机，以及街道上没有标记为警车的车辆。军官们可能被低能见度的地形吓到；无论如何，驻扎在营地的所有森林保护者都逃脱了，没有人被捕。这是执法部门第一次齐心协力在南河森林处理抗议者。
\n\n一个月后，也就是2022年1月18日，Reeves Young和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带着推土机进入了Key Road附近的森林。他们开始砍伐树木，以便Long Engineering公司的同事可以勘测土地、放置木桩并标记树木以供拆除。大约十几个穿着深色衣服的人靠近现场工人和APF代表Alan Williams，要求他们离开。推土机随后遭到破坏。
\n\n一些人迅速在勘测点附近建造了多座令人印象深刻的树屋并爬入其中。有关这种新策略的消息迅速传播开。它来得正是时候。
\n\n\nhttps://twitter.com/atlanta_press/status/1510278635705487363\n\n\n
在10月8日和1月18日与承包商的对峙中，小队的专项小组能够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阻止对方的工作。但这个时期可能已经结束了，又或者，测量和凿地取样的时间表现在要求企业主管和警察局长为追求自己的结果而将他们的职员暴露在更大风险中。
\n\n1月25日至28日，人们阻止砍伐树木和土壤钻探的数次努力都无功而返。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少数行动者能出现在现场的临时路障后，增援人手无法迅速赶到，以协助在场的人。当周晚些时候，也就是1月28日，约有六十人在工作日上午10点为保卫森林而游行。这群人是几个月来聚集最多的人，他们走进森林，绕过竖起的路障和树屋进入老监狱农场所在地，直接面对正在钻地洞的建筑工人。
\n\n警察袭击了游行队伍，逮捕了几个人；虽然示威者的人数多于警察，但其他人并未对这次进攻作出合比例的反应。或许2020年抗议期间流行的一些策略，例如大量使用雨伞或临时盾牌，让参与者感觉更有能力采取果断行动。亚特兰大警察基金会的Alan Williams一直正在拍摄抗议者，他这样做时看起来有点焦虑。
\n\n无论旧监狱农场或壕沟溪范围，这都是抗议者第一次在南河森林被捕。运动的每一个新阶段都是由之前的阶段所缺失的元素构成、从前一阶段的矛盾和局限中发展出来的。基于这一点，也许人们可以从前几个阶段最有弹性的方面出发，描绘一条新的道路。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4/11/15.jpg\")
森林中的树屋.
\n每个运动都需要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在这个案例中，防御性策略使行动者能经受镇压并保护森林，进攻策略使行动者能够执行自己的时间表、战场和对抗，打压那些试图破坏森林的人的士气，并最终迫使他们放弃计划的发展。
\n\n\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494339171887943690\n\n\n
到了4月初，在地面上抵制施工不再是一个可行的进攻策略。行动者和团体组织在南河森林的存在，应被理解为运动中最复杂的防御策略。只要APF和布莱克霍尔制片厂试图破坏森林，它就一直是必争之地。越多行动者熟悉森林和它的具体地形，不同团体就越能做好准备在森林中开展行动；可供新加入者使用的实践方式和基础设施越多，（防御基础）就越好。通过不间断地将一场斗争与一个特定地方的命运联系起来，参与者培养了与土地的情感和感性关系，这在围绕抽象目标的运动中是很少见的。
\n\n连贯高效的防御的一些组成部分：
\n\n防御无法代替进攻，但它是所有战斗的一个必要方面。如果实地防御成为一个运动的唯一重点，这个运动最终会被打败。在这个案例中，这将意味着倒退回运动开始前，那时正是参与者设定了整个对话的条件。如果不是运动已经大规模地发展了几个月，那么对于困境中的行动者来说，在与日益有恃无恐和军事化的对手进行艰苦战斗时积累的指控和伤害可能是灾难性的。
\n\n因此，其他手段是必要的。
\n\n\nhttps://twitter.com/efjournal/status/1503767540463329281\n\n\n
谁设定了战斗的条件，谁就可以安排不利于对手的动态。当警察把敌对的人群赶到空旷的走廊、停车场或小巷时，这就是他们试图实现的效果；通过持续地将冲突描述为孤立的“问题”和“讨论”、将代理权赋予那些最适合聚集共识和构建信息消费的人（即政治家和推举出他们的选举机制）时，政府所做的事也是这件事。对于手段较少的人来说，最好的策略是让他们的对手毫无防备，迫使对手以无效或不精确的方式作出回应。理想情况下，对手甚至不应该明白正在发生什么。
\n\n以直接行动为导向的运动参与者通常对进攻关注过度。收集信息、大胆的正面交锋、突然袭击、蜂拥战术、打完就跑的机动性、打击无保护的目标或基础设施、有针对性的线上推广、用集中的团体和分散的人群来设定节奏……所有这些对于过去十年中的暴乱、叛乱和直接行动运动的参与者来说，或多或少都很熟悉。
\n\n然而，关于进攻的原则以及它们与这一运动的关系，还有更多值得一说的。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4/11/10.jpg\")
旧亚特兰大监狱农场，这片土地正在从几个世纪的暴力中慢慢恢复.
\n迄今为止，保卫亚特兰大森林的运动始终不曾凝聚在某个单一的连贯战略上。参与者们同时采用了几种平行战略，用一种方法的优势来弥补另一种方法的不足之处。当参与者能容忍那些具有不同策略和优先事项的人时，上述方式的效果是最好的。在一个能容纳多样手段的运动中，特定的策略可以屈服于 “进化的压力”，不会危及整个运动。
\n\n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运动中，不同群体的优先事项、参与者的默认身份、他们各自的被压迫体验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所谓联系都存在着张力。有时——这并非这场运动所特有——单一议题的心态削弱了一些参与者想象围绕重叠但不同的目标和动机开展斗争的能力；在最坏情况下，这导致一些人声称那些优先项不同的人不值得合作。过去5年里，许多运动都被这种心态所束缚——警察部门、市政府、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派中的机会主义者都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经验和常识都表明，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而且这类多余手段并不总像某些持中心化倾向的人所暗示的那样是缺乏组织的表现，只要总体目标保持集中，这反而可以是一种更弹性的组织方式的体现。
\n\n批判的、探究的态度通常会比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更有利于我们。如果一个团体或一种倾向能够独自完成他们的目标，那就让他们这样做。既然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人们就必须与其他人一起工作，即使他们不愿意如此。如果一个人只能与那些他们可以欺负、恐吓或羞辱的人合作，那么如果他的盟友缺乏信念、勇气和智慧也就不足为奇。明确阐述分歧、批评和担忧是运动中的一个优势，但理想的情况是，人们应该基于相互教育和学习的精神来表达观点，以免它们成为压迫性景观自身的一部分，并因为不同倾向和派系间的互相蚕食最终服务于警察和开发商的利益。
\n\n\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452666819240734728\n\n\n
在这种整体精神下，有一个自去年秋天以来就潜藏在运动中的策略值得一提——从在Joyce Shepherd和其他市议会代表家的示威，到直接对Reeves Young公司和布莱克霍尔的Ryan Millsap施加压力的行动。这一方法可以这样总结：让那些对项目负有责任的人为他们的决定和他们所拥有的公司的决定承担个人责任。我们生活的整个规则和规范体系决定了，剥削者、军阀、大屠杀者和那些破坏生态系统的人不会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的决定而在家中面临压力，所以这一策略必然会引起争议。因为它拒绝了我们的社会构成公司规则基础的“有限责任”的整个逻辑。
\n\n在21世纪初，英国和美国的动物权利行动者开始着手打倒地球上最大的动物试验公司亨廷顿生命科学公司（HLS）。旨在阻止HLS、于2014年正式解散的运动“停止亨廷顿动物虐待”（Stop Huntingdon Animal Cruelty, “SHAC”），主要以其21世纪初期雄心勃勃的国际参与闻名。这场运动的方法包括直接行动、象征性抗议、文化活动、破坏、恶作剧等等，包括许多后来被广泛用于各种运动的特点。SHAC的总体战略是动员几百人，通过只关注他们经济地运作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对抗一个大企业的效果。“SHAC模式”的方法和前景对今天南河森林的警察城和布莱克霍尔制片厂发展项目的反对者来说是有启发的。
\n\nSHAC模式集中在第三级目标，即将服务提供商与第三方合同隔绝，借此限制他们向某个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而这些客户才是真正的目标。
\n\nSHAC模式将服务供应商（例如Reeves Young和其他与布莱克霍尔签订合同的公诉）与他们的第三方客户隔离开：即他们手中的其他建筑合同，管理他们的景观或数据的公司，任何为他们提供劳动力或用品的公司。
\n\n一个服务供应商依赖许多第三方。这些第三方合同为服务提供商提供保险、材料、设备、安全、餐饮、清洁、邮件服务、数据维护等。所有这些第三方都可能承受压力而放弃这一服务供应商。此外，这个服务供应商很可能是一间拥有多个客户的公司，其他客户也可能承受压力而放弃该供应商。任何因为存在其他经济机会而能够从服务供应商处抽走资金的公司或承包商都可能被迫这样做。
\n\n本质上，这种策略并不直接挑战任何一家第三方公司的底线；它只是孤立和打击了为提供某个客户服务的供应商，并因此孤立了这个客户。到目前为止，人们仍不能确定谁是布莱克霍尔的供应商，尽管这一信息迟早会出来。
\n\n\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483867828935610380\n\n\n
在离森林一定距离的行动中，运动者可能更难保持紧迫感。以办公室和住宅中的个体为目标的行动，主要会吸引那些对这类对抗性方式感到兴奋的人，而非那些喜欢维持温馨的接触空间、建造树屋或清洁营地或为他人做饭、培养改造社会所需的那种集体想象力的人。
\n\n如果没有做过适当的研究或绘图，行动者可能会浪费时间针对那些不愿意或无法放弃合同的小型机构和公司。他们可能会花几个月的时间来面对那些无足轻重的、存在大把替代分包商的公司。一心想要破坏森林的势力可能会把行动者卷入法律斗争中，而法律总是偏向于支持牟利行为。
\n\n这种策略的参与者有时会对权力的本质产生一种扭曲的想法。虽然我们的社会是由公司和国家统治的，而这些实体是由真实的人类个体管理的，但剥削、虐待、破坏和暴力的模式并不简单是由具体个人的恶意所造成。让个人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可以是抗议活动中的一个有效策略，但其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和地球、包括那些在当前安排下获利的人，而不是对邪恶者进行审判或惩罚。
\n\n所有真正的建议都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通过结果来评判。采用这种策略来保卫森林的建议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如果Reeves Young被迫放弃与APF的合同，APF的投资者将失去寻找替代者所需的信心，项目将失败。布莱克霍尔项目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行动者通过直接行动和自我组织的方式击败了Reeves Young，即使项目找到了新的承包商，这次运动中培育出的成熟度和信心将会帮助运动再次发展。
\n\n\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473374883811934211\n\n\n
在过去20年里，美国发生了许多反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斗争。草根运动曾成功阻止管道建设、工业发展项目、新监狱、山顶移除项目和森林砍伐。我们也可以从失败的运动中学到，比如阻止69号州际公路建设的斗争，以及在立岩（Standing Rock）保护区反对达科他州输油管道项目的斗争。
\n\n在反对I-69也就是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超级公路”的运动中，一小群无政府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制定了侧重于物资破坏的策略。通过直接行动和与在计划施工的印第安纳州南部地区展开宣传，行动者们希望将该项目扼杀在摇篮里。最终，高速公路项目背后的产业利益战胜了自治团体和他们的盟友。将项目扼杀在萌芽的策略将组织者的活动范围延伸到离家数小时的敌对区域。他们能够与直接面临土地被高速公路侵占的农民建立牢固的关系，但联邦调查局却通过拜访这些农民所属的教堂、与那些没有感到高速公路的威胁却对无政府主义恐慌的牧师谈话来孤立这些农民。如果组织反对高速公路的人能够做得更多，沿着高速公路的预计路线，在更友好的农业地区、大学城和更北边的大城市，更多地打造势头和参与度，一场更广泛和更强劲的斗争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策略依赖远在政府接触人们之前数年时间的挖掘和居住，而不是在建设之初试图进行正面对抗。
\n\n在反对达科他石油管道的运动中，一个由原住民团体、环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抗议者组成的强大网络与精神主义者、律师和当地政治家一起，试图阻止穿越拉科塔州的土地修建石油管道。尽管早期的组织者和行动者做出了努力，但这场运动整体还是集中于训练有素的行动者和这套殖民结构内部的政治家的声音，而非普通年轻人和拉科塔工人阶级的声音。这导致了一种谴责有效战术的倾向——要么“非暴力”，要么其他——而这一倾向支持的是象征性行动和法律主义策略。
\n\n最终，时任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困惑的声明，暗示该运动已经成功，而事实上施工只是被推迟了。在这之后，David Archambault 11 和运动中的其他人利用基于身份的论点来遣散营地，将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解。Archambault因为扮演这一角色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其他的运动参与者则被关进了监狱。这与管道公司雇佣的私人安全承包商Tiger Swan的策略不谋而合，其目标正是按照身份划分阵营，借此极化和孤立激进分子。
\n\n亚特兰大的森林保卫者应该继续投资大众导向的策略而非专门运动，利用文化渠道来培育能够补充参与人数并抵御镇压的广泛支持。同时，他们应该推广直接为个人赋权的去中心战术，以限制独裁者和机会主义者对运动造成的损害。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4/11/14.jpg\")
森林保卫者与警察对峙.
\n我们取得的胜利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在二十年的抵抗中，在“地方”和“全球”范围内的直接行动中，整个社会的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社会运动的努力和概念在这种转变中至关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了结果：在2016年原住民和环保主义者抵制达科他管道的行动得到的广泛支持中，在白人、非黑人青年与黑人反叛者共同参与的规模空前的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运动中，在跨越不同政治倾向的交叉共识中——即198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正处于危机之中，而全球政治的新篇章是理想的和不可避免的。
\n\n在许多环境保护运动中，要完成短期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主角们往往要在不对胜利抱有期待的状况下继续。中期目标虽然很少被大声阐述，但通常包括更多的一般性目标，如：
\n\n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回顾过去十年，很难说无政府主义者、废警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监狱组织者（prison organizer）、原住民和黑人激进分子已经失败。其中一些目标已经实现，以至于20年前局限于激进主义边缘的战术和建议已被数百万人采用。
\n\n长期目标——世界革命、非殖民化、废除资本主义、破坏边界和种族等级制度、废除警察和常备军、建立真正的社区——似乎无法立即实现，但它们也可能变得更接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自2018年以来，革命、起义、动乱和大型不服从运动的浪潮达到了历史性比例。到目前为止，其中大多数叛乱都已被镇压或平息，这证实了只有全球革命才能真正解放我们的经典革命理论，因为如今的统治秩序指挥着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镇压力量。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即使是这些镇压力量中最强大的军队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度的。
\n\n但是，对我们之中从事具体斗争的人，我们决心要赢得的斗争是什么呢？矛盾的是，现在看来，实现中期目标比短期目标更容易，人们关注长期目标比关注短期目标更多。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了破坏商业区、建立临时无警察区、封锁机场等活动，但在一个城市外围保护一条野生动物走廊却仍然非常困难。这让人感到不安，但不应该让人丧失斗志。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与亚特兰大市议会听取自己选民的要求相比，成千上万的人撕毁铺路石、用它们来对抗警察的可能性更大。正是这一连串戏剧性的事件，在暴乱的风暴中从第三区的废墟 12 中向外蔓延，使人们有可能谈论全国范围内的执法机构改革，而非之前几十年的改革主义组织运动。
\n\n有鉴于此，致力保卫亚特兰大森林的人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尽管这一困境并非无法逾越。一方面，他们必须制定一个广泛分配代理权的框架——这是能让许多团体参与和产生影响的框架。这些团体的目标必须足够直接，以至于小小的胜利可以使人们建立信心和动力。他们必须继续前进，仿佛胜利是可能的——当然，这是可能的——同时牢记另一场反对警察、士绅化、气候崩溃或种族主义的反抗可能会随处爆发，启发自一次暂时是本地事务的斗争中形成的经验。
\n\n这是一项巨大的责任——也是一份礼物。有明确目标的团体和组织的影响可能会在大规模起义的混乱中迷失，因为数百万人掌握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在过去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到激进分子和小团体在地方运动中的创新是如何塑造随后的大型运动的想象。亚特兰大森林的抵抗将影响未来的斗争。我们现在所做的将为以后发生的事情开创先例。我们不要退缩。
\n\n不要警察城，
\n不要好莱坞反乌托邦！
\nhttps://twitter.com/defendATLforest/status/1513380231460974597\n\n\n
In 1821, after coercing the Muscogee to leave Georgia in a forced march, the government of Georgia extended a rail line west to the area near the border of Muscogee and Cherokee lands, where the city of Atlanta now s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a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 including the desire to establish trade outposts and a national rail system connecting the agricultural zones of the South with the industrial zones of the Northeast.
\n\nUsing labor and infrastructure from neighboring Decatur,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1822 following the seizure of Muscogee territory,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rapidly expanded around the terminus of the rail line. It became a major logistical hub, arguably the biggest in the southeastern United States.
\n\nIn 1864, during the US Civil War, Union General Sherman attacked Atlanta, torching nearly all of the railway and surrounding buildings, effectively destroying the capacity of the Confederate Army to move troops and resources through its territory.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population of Atlanta exploded. It became one of the largest cities in the Southeast, with a large Black and working-class population.
\n\nDuring Reconstruction, the borders of the city expanded to accommodate the waves of new residents, including emancipated Black people arriving from plantations. With this growth, the power of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expanded in conjunction with local capitalists’ efforts to attract investments to the new state capital. The government was given the right to open public workshops, mills, factories, and parks.
\n\nIn 1920, the government of Georgia turned a municipal dairy farm located on Key Road into a jai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airy works from city-owned factory into forced labor camp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and statecraft in the US. Despite the hopes of early reformers and ideologues, the state is not a vehicle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nor an instrument for class reconciliation, nor a means of establishing social peace. The chief function of the state is to enforce hierarchies in knowledge (sacred, legal, or otherwise), control of resources (including land, raw materials, capital, means of production, labor, armies, and the like) and decision-making (bureaucracies, courts, congresses, and so on). As long as a state controls a territory, it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o transform any element of that territory into a police operation or facility.
\n\nWe can see this in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dairy works on Key Road. As the Atlanta Community Press Collective documented in their 2021 article, “Slave Labor, Overcrowding, and Unmarked Graves”, the Atlanta City Prison Farm rebranded itself again and again over the following years, while extending its authority and resources under successive phases of “humanitarian” reforms and restructuring.
\n\nIn the beginning, the opening of the Prison Farm was justified by a false narrative about economic stagnation at the dairy works, as well as moral outrage surrounding the egregious conditions at a nearby stockade on Glenwood Avenue. Subsequently, in 1944, the prisoners were forced to erect a new building, a hospital. This hospital was meant to provide medical relief for prisoners, who were overworked, sexually abused by guards, tortured, and sometimes killed by prison authorities. Once it was completed, the authorities put prisoners to work cleaning and maintaining it, but the medical infrastructure itself was used to treat those afflicted with venereal diseases in the city at large, not the prisoners who built it—continuing a longstanding strategy of providing social benefits to one sec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by intensifying the exploitation of their unemployed and racially targeted neighbors.
\n\nThe prison was used for the systematic incarceration of loiterers and “drunks,” driven by the moralistic notion that solitude and hard work would renew the “honor” of the captives. Overcrowding, a favorite excuse of the carceral state, was used to justify expanding the prison six times from 1929 to 1960.
\n\nIn the early 1980s, pressure from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mpelled the Prison Farm to replace its solitary confinement units with twenty additional cells; reform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destroy these facilities often consequently function to introduce a more rational and efficient cruelty. Around that time, the sentences for alcoholism and other “quality of life” crimes began to shorten, just as the population of Atlanta began to contract. Between 1970 and 1990, the city lost 21% of its residents—most of them white—as industrial reorganization and racial segmentation in the working class provided jobs for white workers in the clerical, service, and logistics sectors further outside of the city limits, while Black workers remained concentrated in the increasingly destitute and abandoned urban core.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4/11/7.jpg\")
The ruins of the Old Atlanta Prison Farm have long been the haunt of rebels and visionaries.
\n\n\n\n“Carceral reformists hope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adjustments that will stabilize the regimes of confinement and control for another century. But at this juncture, inspiring actions could catalyze a confrontational movement that pushes for abolition rather than reform.”
\n\n\n
\n- Storming the Gates
\n
For over a century, demands to reform the carceral system have preserved its underlying logic of control, smuggling it into the future time and again. The developers of Cop City promote the idea that it will train officers in “less lethal” policing techniques. Following the 2014 revolt in Ferguson, Missouri, civic groups stepped up demands that police officers be outfitted with body cameras, hoping to curb extrajudicial killings of Black people. This did not limit police violence, but it did enable the police to secure even more resources.
\n\nAs the Fulton County Commissioners channel over a million dollars towards the creation of a new jail, John Keen and others in the city government are justifying this with a “humanitarian” discourse about overcrowding. It’s possible that they intend for this new jail to appear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op City compound.
\n\nOver the past half decade, abolitionists have gained ground against these tactics, fighting to overturn, defund, or shut down carceral institutions rather than simply to reform them. But if these efforts are to succeed, ordinary people must understand themselves as the agents of social change—like the thousands of participants in the siege of the Third Precinct in Minneapolis—rather than looking to political representatives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Even the sincerest politicians are bound by procedures, laws, and back-room deals that do not influence most people. Grassroots action is simply more efficient than institutional change, even if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your only goal. This understanding informs the current struggle to stop police expansion in the South River Forest.
\n\nThis translation first appeared here.
\n\n马斯科吉人（Muscogee 或Mvskoke）是美国东南林地的原住民，又称克里克人（Creek），原本居住在今天的田纳西州南部、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西部和佛罗里达州北部。 ↩
\n迪凯特（Decatur），位于伊利诺斯州中部。 ↩
\n吉姆克劳（Jim Crow）是美国白人喜剧演员Thomas D. Rice通过黑脸妆饰演的角色，最早出现于1828年，这一形象充满负面刻板印象和种族歧视色彩但在当时大受欢迎，到19世纪末期，吉姆克劳被广泛用于形容压迫黑人的法律和习俗。 ↩
\n辛克莱广播集团（Sinclair Broadcast Group），简称SBG，是美国第二大电视台运营商。它在美国运营着193个电视台，覆盖40％的美国家庭。该公司旗下电视台制作的节目持美国保守主义立场。SBG曾要求旗下电台播放打包的视频片段、要求其新闻主播阅读预先准备的亲特朗普脚本，包括声称主流媒体制造“假新闻”的警告内容，特朗普也曾在推特呼吁观看SBG而非CNN和NBC。 ↩
\nEric Adams是第120任纽约市长，2022年1月初正式就任，此前他在纽约警察局任职超过20年，上任后强调严厉打击犯罪，重新引入过往政府已解散的便衣警察，还对睡在地铁车厢的无家可归者实施零容忍政策。 ↩
\n钉树是指将一块硬质材料（例如金属或陶瓷）锤入树中， 这一做法不会损坏树木，因为坚硬的物体会自然地留在树木中，树木能够适调整其生长模式以适应受影响区域。但当伐木工人试图砍伐这颗树时，锯片可能会因此折断或破碎。 ↩
\nscenes.noblogs.org是亚特兰大森林抗议者制作的网站，记录社群资料、行动日历、森林防守图、露营和示威指南、新闻进展等相关资料。 ↩
\n筑丘人（mound builders）是北美洲多个原住民族群的统称，因为人们会建造土丘用来进行宗教仪式、葬礼和居住，主要分布于五大湖区、俄亥俄河河谷和密西西比河流域。 ↩
\n红棍起义（Red Sticks revolt）指19世纪初抵抗来自欧洲的美国定居者的侵略与同化的运动，其高潮是1813 年的克里克战争。尽管当时正值1812美英战争，美国国家军队也曾直接镇压。红棍一词来源于克里克人的红漆战棍。 ↩
\nDavid Archambault是北达科他州立岩印第安人保护区的前部落主席（2013–2017），在处理达科他州输水管道抗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7年，他加入 FirstNation HealthCare 担任首席咨询官。 ↩
\n2020 年 5 月 28 日，示威者点燃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第三分局大楼，抗议因系统性歧视与警察暴力导致乔治·弗洛伊德死亡。 ↩
\nAs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proceeds, anarchists throughout Russia continue to mobilize in protest, joining thousands of other Russians. Here, we publish three statements from longtime Russian anarchist projects that offer some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n Russia and how the invasion of Ukraine might shift it.
\n\nProtests are scheduled in Russia for tomorrow (Sunday, February 27).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a report from our contacts in Ukraine, which we will publish when it arrives.
\n\nRussia itself has become an information battlefield in the course of the invasio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has attempted to block access to Twitter so that Russians will not see what is happening in Ukraine or, for that matter, elsewhere in Russi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rricades, the Kremlin website was hacked. Whether the Russian people decide to support this invasion at great cost to themselves—or to oppose Putin’s agenda at great risk to themselves—may well determine what happens in Ukraine in the long run.
\n\n\n\n\n“Peace is a privileg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can afford not to fight in the wars they create—in the eyes of madmen, we are just figures on a chart, we are just barriers in their path towards world domination.”
\n\n-Tragedy, “Eyes of Madness”
\n
Solidarity actions continued today in Germany, Switzerland, and elsewhere around the world:
\n\n\nhttps://twitter.com/BlackMosqCrew/status/1497577214770094088\n\n\n
\nhttps://twitter.com/lora_radio/status/1497582576223010817\n\n\n
\nhttps://twitter.com/bad_immigrant/status/1497650635176660995\n\n\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ppeared yesterday on the Telegram channel of Militant Anarchist [Боец Анархист], a collective in Russia whose name we have previously translated as “Anarchist Fighter.”
\n\nOur position on the events taking place in Ukraine is clearly evident in our previous posts. However, we felt it necessary to express it explicitly, so that something would not be left unsaid.
\n\nWe, the collective of Anarchist Fighter, are by no means fans of the Ukrainian state. We have repeatedly criticized it and supported opposition to it in the past, and we have also been the cause of large-scale repression against the VirtualSim operator, done by the Ukrainian security services in an attempt to fight us.1
\n\nAnd we will definitely return to this policy in the future, when the threat of Russian conquest has receded. All states are concentration camps.
\n\nBut what is happening now in Ukraine goes beyond this simple formula, and the principle that every anarchist should fight for the defeat of their country in war.
\n\nBecause this is not simply a war between two roughly equal powers over the redistribution of capital’s spheres of influence, in which one could apply Eskobar’s axiom.2
\n\nWhat is happening in Ukraine now is an act of imperialist aggression: an aggression that, if successful, will lead to a decline in freedom everywhere—in Ukraine, in Russia, and possibly in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nd it will also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war will continue and escalate into a global war.
\n\nWhy this is the case in Ukraine is obvious, as far as we are concerned. But in Russia, a small victorious war (as well as external sanctions) will give the regime what it currently lacks. It will give them carte blanche for any action, due to the patriotic upsurge that will take place among part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y will be able to blame any economic problems on sanctions and war.
\n\nThe defeat of Russia,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ll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people waking up, the same way that occurred in 1905 [when Russia’s military defeat by Japan led to an uprising in Russia], or in 1917 [when Russia’s proble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ed to the Russian Revolution]—opening their eyes to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n\nAs for Ukraine, its victory will also pave the way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grassroots democracy—after all, if it is achieved, it will be only through popular self-organization,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These should be the answer to the challenges that war throws at society.
\n\nFurthermore, the structures created for this grassroots self-organization will not go anywhere once the war is over.
\n\nOf course, victory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s of Ukrainian society—they will have to be solved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open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society in the instability of the regime that comes after such upheavals. However, defeat will not only fail to solve them—it will exacerbate them many times over.
\n\nThough all these are all important reasons for our decision to support Ukraine in this conflict—let’s call them geopolitical reasons. But they are not even the primary reason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are internal moral ones: because the simple truth is that Russia is the aggressor, that it pursues an openly fascist policy. It calls war peace. Russia lies and kills.
\n\nBecause of its aggressive actions, people are dying and suffering on both sides of the conflict. Yes, even those soldiers who are now being driven into the meat grinder of war (not counting those bastards for whom “war is mother nature,” who, in our opinion, are hardly people at all).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it is stopped.
\n\nTherefore, we urge everyone who reads this, who is not unfeeling—to show solidarity with the Ukrainian people (not the state!!!) and support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against Putin’s tyranny.
\n\nIt falls to us to live in historic times. Let’s make this page of history not a shameful one, but one we can be proud of.
\n\nFreedom to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Peace to the people of Ukraine! No to Putin’s aggression! No to war!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26/1.jpg\")
Anti-war protesters march with a banner in Moscow. Anarchists marched repeatedly with this banner on the night of February 24. According to reports, even after police dispersed the main demonstration, making many arrests, anarchists regrouped and marched again until the police charged and arrested them. The courage that protesters have shown in Russia is humbling.
\n以下文字在2022年2月27日以俄語播客的形式發佈於 Autonomous Action 網站。
\n\n在星期四早上，普京發動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歐洲的最大戰爭。他隱藏在頓巴斯分離主義者的所謂利益背後。 儘管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絕對滿意於俄羅斯對它們國家地位的承認、軍隊的正式介入以及所承諾的一萬億盧布。令人想起許多個月以來，俄羅斯國內的租金和食品價格每天都在上漲。
\n\n克里姆林宮對基輔當局提出了荒謬的要求——讓我們先從「去納粹化」開始。確實，由於他們積極參與了2014年的廣場運動，烏克蘭的極端右翼在政治和執法機關中獲得了超大的地位。但在2014年以來烏克蘭的所有選舉中，他們只贏得了不超過幾個百分點的選票。烏克蘭總統是猶太人。烏克蘭極端右翼的問題必須解決，但這問題並不能以俄羅斯坦克解決。至於克里姆林宮對烏克蘭的其他指控——貪污腐敗、操縱選舉和不誠實的法庭——這些應是用來指控克里姆林宮自己更加洽當。現在，俄羅斯軍隊完完全全就是他國的佔領者——無論這與每個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故事中長大的人的期望存在多麼的矛盾。
\n\n俄羅斯已處於被國際社會孤立的情況之中。 (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甚至塔利班都在味籲普京停止敵對行動。 歐洲和美國每天都在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
\n\n當我們準備這篇文章時，戰爭的第三天即將來臨。俄羅斯軍隊相對於烏克蘭軍隊擁有明顯優勢，但戰爭似乎並不完全按照普京預計的發展。顯然，他指望在很少或完全沒有抵抗下，於一兩天內取得勝利，但烏克蘭全國境內都發生了激烈的戰鬥。
\n\n俄羅斯人民和全世界現在都在看著影片，顯示著砲彈擊中民居、裝甲車碾過老人家、屍體和槍擊。
\n\n俄通監(Roskomnadzor)(俄羅斯政府的聯邦通訊、資訊科技和傳媒監管局)仍在試圖威脅整個互聯網，要求「不要把這稱為戰爭，而是特別行動」。但很少人會再認真對待它們。只要俄羅斯的互聯網沒有完全關閉，就會有足夠的資訊來源。以防萬一，我們再次建議預早設置帶網橋的洋蔥路由器(Tor with bridges)、虛擬私人網路(VPN)和賽風(Psiphon)。
\n\n俄羅斯人民剛剛開始感受到制裁和戰爭的影響：週五，莫斯科的大部分自動提款機的紙幣都提清。為什麼？因為前一天，人們從銀行提走了1110億盧布：實際上就是他們所有的積蓄。 房地產市場崩潰，而住宅建築是俄羅斯經濟最重要的部分。外國汽車工業正在逐漸停止向俄羅斯運送汽車。美元和歐元的匯率受到中央銀行的人為約束。所有俄羅斯公司的股票都嚴重下跌。每個人都明白，情況只會變得更壞。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26/3.jpg\")
俄羅斯防暴警察拘捕了一名面罩上寫著「不要戰爭」的示威者。
\n俄羅斯人民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與 2014年(烏克蘭革命後俄羅斯奪取克里米亞)發生的情況完全不同。許多人，包括為政府工作的名人，都要求立即結束戰爭。值得注意的是，被移除的俄羅斯電視明星伊萬‧烏爾甘特(Ivan Urgant)。
\n\n仍然支持普京的絕大多數人也反對戰爭。普京的普羅支持者現在仍認為一切都已計算好，戰爭將不會長期拖延，俄羅斯經濟將會安然導過。的確是的，要生活在你的國家被一個狂人統治的理解之中並不容易——就像唐吉訶德擁有著百萬雄師(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和擁有著足以摧毀全人類的核武的唐吉訶德。即使只讀過二流政治科學家和哲學家的都難以理解，竟然有人會轟炸鄰近的兄弟國並摧毀自己的經濟。
\n\n沉迷於無限權力之，普京逐漸遠離現實：不同的故事提到，有需要與俄羅斯總統會面的普通凡人需要隔離檢疫兩星期，和普京接見他的部長和其家國家首腦時的超大長枱。
\n\n普京一向是一個會平衡安全部隊和寡頭政治階層利益的政治家。現在大總統已經衝出這一角色，走上了無邊無際的衰敗海洋上獨自航行。我們已準備好打賭一瓶最好的威士忌，大總統於不久的將來可能會遇上自己核心集團圈子的政變。
\n\n俄羅斯可能在2023年會遇到其他形式的權力體制和克里姆林宮會有不同的人物。將會是樣仍未可知。但現時，就是黎明前的黃昏。
\n\n就在此刻，反對戰爭的抗議正在俄羅斯各地發生。安那旗士在莫斯科，聖彼得堡，喀山，彼爾姆，伊爾庫茨克，葉卡捷琳堡及其他城市都參與其中。在俄羅斯，組織街頭抗議非常困難，充斥著種種行政和刑事條件，更不用說一如既往的警察暴力。但人民仍都會走出來。已有數千人被拘留，但抗議活動依然持續。俄羅斯反對這場戰爭和反對普京！見到適合的時候地點時，走出來吧。與朋友和志同道合的人組成團隊。社交網絡建議在星期日下午4時作為總動員示威抗議行動的時間。這日期和時間不差於其他任何時間。下載來自我們網站和社交網絡的反戰傳單分發和發布吧！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26/5.jpg\")
反對侵略的俄文傳單，上面寫著「你會要為普京的戰爭付出代價——徵稅，封閉邊界，貧困，服務堵塞，資訊真空——不要戰爭！」和「反對軍事入侵烏克蘭：讓人民獲得和平，向統治者的宣戰。」
\n與此同時，烏克蘭安那旗士們正在投入在他們城市的領土防衛。現在對他們來說比俄羅斯人民更困難，但這是一個相同的防衛。這是捍衛反對獨裁統治的自由、這是反對被束縛的意志、這是普羅人民反對狂人總統。
\n\n如果普京突然奇蹟地找回他的理智，而戰爭在某一天結束，我們是否準備「回到我們的羊群」，就好像法國人所說的？我們很可能會被趕出歐洲委員會。因此，俄羅斯人民將失去引用歐洲人權法庭的機會，而克里姆林宮很快就會恢復死刑。
\n\n至此，讓我們以近年的氣氛回來看看現時的新聞：現在，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會議的立法機構下議院)正在採納一項法律，根據該法律，被徵召的兵員必須自行前往軍隊入伍辦公室報到而不是等待傳召。普京最近也提昇了警察的薪水。而檢察官的辦公室，正在上訴要求增加尼基塔·烏瓦羅夫的刑期， 他因Minecraft恐怖主義案件而著名，是來自坎斯克的安那旗士，而上訴要求刑期由五年增加到九年。
\n\n你自己會知道對這些情況可怎樣做。
\n\n自由歸於人民！帝國去死吧！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26/2.jpg\")
Police escorting an arrestee holding a sign reading “I’m against war.”
\nWe, the anarchists of St. Petersburg, strongly oppose the imperialist war of conquest unleashed by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territory of Ukraine. There is no sitting on the sidelines in this conflict and there cannot be.
\n\nWe believe that a military operation against Ukraine only serves to preserve the current political regime in Russia—to ensure that Putin, who has been in powe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who has unleashed several bloody military attacks, who has repressed dozens of journalists and anti-fascists and opposition activists, who has destroyed freedom of speech and human rights in Russia, who has plunge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nto poverty, can remain the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definitely.
\n\nThose who are culpable for the war crimes that are being committed right now before our eyes—rocket attacks on cities and villages, the killing of civilians, the use of prohibited ammunition—are not only those who give orders and participate in hostilities, but also those who support or excuse these action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n\nWe urge everyone by any possible means to demand an end to the war and the withdrawal of Russian troops from Ukraine!
\n\nNo Pasaran!
\n\n-Anarchist Black Cross, St. Petersburg
\n\nEskobar was the vocalist of a Ukrainian rock band called Bredor. Long ago, in an interview, he said a famous phrase, which became a meme: “Шо то хуйня, шо это хуйня”—a succinct way to articulate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of, “When you are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two undesirable options while lacking any alternative whatsoever.” ↩
\n在这篇匆忙的更新中，我们回顾了今天抵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些努力——来自俄罗斯社会压抑条件下的俄罗斯人和经历了全面军事攻击的乌克兰人。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话要讲，但不是我们在这里能讲完的。我们很快就会回到分析上，但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把这些信息迅速提供给你们。需要背景资料的人可以从这里开始了解一个俄罗斯的观点，或者从这里开始了解一个乌克兰的观点。
\n\n今天，俄罗斯人在全国各地参加了危险的非法公众示威活动；你可以在这个推特线上看到其中几个人的录像。
\n\n\nhttps://twitter.com/EilishHart/status/1496903893812396039\n\n\n
乌克兰无治主义者发出呼吁，要求在世界各地的俄罗斯大使馆和领事馆举行示威。截至目前，我们已经看到来自芬兰、英格兰、土耳其、法国、瑞士和德国几个城市的示威报告，包括弗伦堡、波恩、柏林、多特蒙德和德累斯顿。在美国，在西雅图和其它地方的领事馆有声援行动。其中许多示威活动涉及数百人——并且重要的是，它们被没有像和其它大多数支持乌克兰国家的示威一样，被民族主义旗帜充斥。表达支持的横幅出现在保加利亚到马尼拉。
\n\n希望捐款支持乌克兰的无治主义者的人可以在这里或这里捐款。还有一个团结结构正在出现，以支持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你可以在这里支持莫斯科的无治主义黑十字会，支持在俄罗斯被捕和被监禁的抗议者。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24/2.jpg\")
2022年2月24日，无治主义者站在乌克兰和平和俄罗斯自由示威的前列，沿着莫斯科的特维尔大道向从普希金广场到阿尔巴特的方向前进。晚上8点左右，游行队伍在蒂米里亚泽夫纪念碑前被驱散，警方进行了逮捕。
\n匆匆翻译了几小时前出现在佢们Telegram频道上的莫斯科「粮食而非炸弹」的声明。
\n\n我们永远不会站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一边，我们的旗帜是黑色的，我们反对边界和吃白食的总统。我们反对战争和对平民的杀戮。
\n\n对普京的帝国团伙来说，宫殿、游艇以及对持异议的俄罗斯人的监禁和酷刑是不够的，佢们应该得到战争和夺取新领土。于是，「祖国的捍卫者」入侵乌克兰，轰炸居民区。巨额资金被投入到杀人武器上，而人民却越来越贫困。
\n\n有的人没饭吃，没地方住，不是因为资源不够所有人用，而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有人拥有很多宫殿，而其它人连个茅屋都没有得到。
\n\n为了保持和增加佢们手中的利益，政府宣布了战争。谁会用手收集自己的肠子，谁会被爆炸撕掉胳膊和腿，谁的家庭会埋葬自己的孩子？当然，这一切并不适用于执政的少数。
\n\n我们必须全力抵抗军国主义政权和它所发动的战争。在你的同志中传播信息，尽你所能地战斗。没有战争，只有阶级战争。团结而不是炸弹。
\n\n\nhttps://twitter.com/bad_immigrant/status/1496961410261258240\n\n\n
\nhttps://twitter.com/EilishHart/status/1496940047693713413\n\n\n
我们对「抵抗委员会」的发言人进行了音频采访，该委员会是在乌克兰新成立的无治主义协调组织。佢们将在这里回答公众关于无治主义者在乌克兰的工作和经历的询问。我们在谈话中抄录了采访内容。
\n\n「抵抗委员会」是一个协调中心，连接那些以各种方式参与抵抗入侵的无治主义者。有些人目前在前线；有些人从事媒体工作，介绍这种抵抗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希望向那些从未去过那里的人澄清乌克兰的情况，并向其它地方的无治主义者解释为什么佢们认为抵抗普京与解放有关。随着入侵的进行，该项目还将在乌克兰民间社会的剩余部分参与一些支持项目——例如，在马里乌波尔，一些参与者为收容战争孤儿的中心带来了物质支持，并将协助一些同志逃离冲突地区，尽管「成十上百个」无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正在参与抵抗。
\n\n就目前而言，参与者正在观察基辅在全体人民的努力下会出现哪些互助项目，以及佢们作为无治主义者可以最有效地参与哪些项目。
\n\n与我们交谈的人目前位于基辅；其它人已经离开，参加基辅周边地区的领土防卫。在基辅，许多人正在离开市区，但从早上开始就没有进行空中轰炸，当时俄罗斯空军袭击了城市周围的军事目标，还袭击了外围城镇的一些民用住宅区，包括布罗瓦里，造成数十人死亡。
\n\n在基辅，气氛很紧张，但市内还没有发生战斗，只有上午的飞机袭击。到目前为止，无治主义者没有出现已知的伤亡，但佢们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这是一个艰难的局面，但到目前为止，参与者的精神状态很好。
\n\n这个项目的大多数参与者都预计入侵大致很快就会开始，但佢们没有料到今天会发生，也没有完全的心理准备。事实上，佢们计划和准备了几个月，但现在佢们发现了准备工作中仍未完成的一切。不过，在匆忙的会议过程中，佢们还是把这个协调项目搞了起来。
\n\n发言人描述了佢们的直接目标：不是保护乌克兰国家，而是保护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社会的形式，它仍然是多元化的，尽管乌克兰国家本身是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它可怕的东西。「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必须捍卫这个社会的精神，防止被普京政权打碎，这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存在。」
\n\n从这个直接目标往回缩放，发言人说，佢们希望在对抗俄罗斯军事侵略的同时，在乌克兰社会和全世界推广无治主义观点——以显示无治主义者参与了这场斗争，佢们在这场斗争持有立场——不是与国家一同，而是与受到入侵影响的人，与生活在乌克兰的人的社会。
\n\n「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体人民都在对抗入侵。当然，有些人正在逃离，但任何对这个地方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任何寄托的力量，现在都必须站在这里的人民一边。我们希望在更大范围内与这里的人们建立联系，向与佢们一起组织起来取得一些进展。我们的长期任务，我们的梦想，是在这个社会中成为一个明显的政治力量，以确保有一个真正的机会来促进人们的社会解放的信息。」
\n\n针对「全体人民正在对抗入侵」的说法，我们询问这是否包括「共和国」的人民，即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LPR〕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DPR〕——自2014年以来被俄罗斯武装和资助的分离主义势力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普京刚刚承认它们为「独立」。
\n\n「老实说，」这位发言人回答说，「我对所谓共和国的人民没有什么看法；我只在这里生活了几年」——在邻国长大——「从未去过东南部。确实存在一些关于语言的冲突，而当地的极右派人士毫无必要地、严重地加剧了这些冲突。出于这个原因，在『共和国』，我们看到一些人挥舞着俄罗斯国旗欢迎军队，尽管这种『独立』将意味着相反的结果，它将意味着完全屈从于普京。与此同时，在附近的战壕对面，在战线的另一边，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挥舞着乌克兰的国旗。作为无治主义者，我们也不喜欢这样，但这确实意味着人们准备好了战斗——佢们准备好了捍卫自己的独立，不仅是作为一个国家，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
\n\n\nhttps://twitter.com/bad_immigrant/status/1496968005212721153\n\n\n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24/1.jpg\")
「这是现在的基辅地铁。受惊的人们聚集在地下，以避免普京政权可能发动的轰炸。」
\n我们将尽快跟进更多消息。
\n\n" }, { "id": "https://crimethinc.com/2022/02/15/zhan-zheng-yu-wu-zhi-zhu-yi-zhe-wu-ke-lan-de-fan-quan-wei-shi-jiao", "url": "https://crimethinc.com/2022/02/15/zhan-zheng-yu-wu-zhi-zhu-yi-zhe-wu-ke-lan-de-fan-quan-wei-shi-jiao", "title": "战争与无治主义者: 乌克兰的反权威视角", "summary": "Anarchists from Ukraine explore the 2014 Maidan protests, the ascendancy of fascists, civil war, and the threat of war with Russia.", "image":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15/header.jpg", "banner_image":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15/header.jpg", "date_published": "2022-02-15T23:47:00Z", "date_modified": "2025-03-01T09:13:25Z", "tags": [ "Russia", "Ukraine", "Belarus", "kazakhstan", "fascism", "anti-fascism", "civil war" ], "content_html": "我们呈现这篇由乌克兰的无治主义者撰写的文章，以说明那里的一些社会运动参与者如何看待过去九年中发生的困难事件。我们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必须努力应对佢们在下面描述的事件以及这些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阅读这篇文章时，应结合我们发表的其它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观点。
\n\n这个文本是由来自乌克兰的几个活跃的反威权主义活动家共同组成的。我们并不代表一个组织，但我们一起写了这篇文章，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
\n\n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多个人对文本进行了编辑，其中包括文本中描述的事件的参与者、检查我们主张的准确性的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欧洲的无治主义者。为了写出最客观的文本，我们收到了许多更正和澄清。
\n\n如果战争爆发，我们不知道反威权运动能否生存下去，但我们会努力做到这一点。在那之前，这篇文字是试图把我们积累的经验留在网上。
\n\n目前，世界正在积极讨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需要澄清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
\n\n但是，首先。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15/1.jpg\")
\n2013年，乌克兰开始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起因是Berkut（警察特种部队）殴打了对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结盟协议不满的学生抗议者。这次殴打对社会上的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行动号召。大家都清楚，亚努科维奇已经越界了。抗议活动最终导致了总统的逃离。
\n\n在乌克兰，这些事件被称为「尊严的革命」。俄罗斯政府把它说成是纳粹政变，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项目，诸如此类。抗议者本身是一群杂牌军：带着佢们的标志的极右翼活动家，谈论欧洲价值和欧洲一体化的自由派领导人，出去反对政府的普通乌克兰人，少数左派。抗议者中反寡头情绪占主导地位，而不喜欢亚努科维奇的寡头们则为抗议活动提供资金，因为他和他的核心圈子在任期内试图垄断大企业。也就是说，对于其它寡头来说，抗议活动代表着拯救佢们企业的机会。此外，许多中型和小型企业的代表也参加了抗议活动，因为亚努科维奇的人不允许佢们自由工作，向佢们索要钱财。普通民众对警察的高度腐败和任意行为感到不满。以亚努科维奇是亲俄罗斯的政治家为由反对他的民族主义者再次明显地表现出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侨民加入了抗议活动，认为亚努科维奇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独裁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朋友。
\n\n如果你看过独立广场集会的视频，你可能会注意到暴力程度很高；抗议者没有地方可以撤退，所以佢们不得不战斗到最后。Berkut用螺丝螺帽包裹眩晕手榴弹，爆炸后留下了分裂的伤口，击中了人们的眼睛；这就是为什么有许多人受伤。在冲突的最后阶段，安全部队使用了军事武器，杀死了106名抗议者。
\n\n作为回应，抗议者制作了自制手榴弹和爆炸物，并将枪支带到了独立广场。制造莫洛托夫鸡尾酒的行为类似于小型分工。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15/2.jpg\")
\n在2014年的独立广场抗议活动中，当局使用了雇佣兵（titushkas），给佢们提供武器，协调佢们，并试图将佢们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忠诚力量。与佢们发生了涉及棍棒、锤子和刀子的战斗。
\n\n与认为独立广场是「欧盟和北约的操纵」的观点相反，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呼吁和平抗议，把好战的抗议者嘲笑为傀儡。欧盟和美国批评了抢占政府大楼的行为。当然，「亲西方」的力量和组织参加了抗议活动，但佢们并没有控制整个抗议活动。包括极右翼在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积极干预运动，并试图对其议程进行支配。由于佢们创建了第一批战斗分队并邀请大家加入，训练和指导佢们，佢们很快就掌握了方向，并成为一支组织力量。
\n\n然而，没有任何一支力量是绝对的主导。主要的趋势是，这是一场自发的抗议动员，针对腐败和不受欢迎的亚努科维奇政权。也许，独立广场可以被归类为众多「被盗革命」之一。成千上万普通人的牺牲和努力被一小撮政客篡夺了权力和对经济的控制。
\n\n尽管乌克兰的无治主义者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所有与无治主义者有任何联系的人都被镇压，运动消亡，因此，革命经验的传递也停止了。在历史学家的努力下，该运动在1980年代开始恢复，在2000年代，由于亚文化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它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但在2014年，它还没有准备好应对严重的历史挑战。
\n\n在抗议活动开始之前，无治主义者是个人活动家或分散在小团体中。很少有人认为运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和革命的。在为此类事件做准备的著名组织中，有马赫诺无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联盟（RCAS of Makhno），但在骚乱开始时，它就自我解散了，因为参与者无法为新形势制定战略。
\n\n迈丹事件就像特种部队闯入你的房子，你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但你的武器库只有朋克歌词、素食主义、100年的书，最多就是参加街头反法西斯和地方社会冲突的经验。因此，在人们试图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时，出现了很多混乱。
\n\n当时，不可能对局势形成统一的看法。极右派在街头的存在使许多无治主义者不愿意支持抗议活动，因为佢们不想与纳粹分子站在路障的同一侧。这给运动带来了很多争议；一些人指责那些决定参加抗议活动的人是法西斯主义。
\n\n参加抗议活动的无治主义者对警察的暴行和亚努科维奇本人及其亲俄立场感到不满。然而，佢们无法对抗议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佢们基本上属于局外人的范畴。
\n\n最后，无治主义者以个人和小团体的形式参加了独立广场革命，主要是参加志愿者／非军事行动。一段时间后，佢们决定合作，组成自己的「百人团」（60-100人的战斗小组）。但在支队登记期间（这是独立广场的必经程序），人数众多的无治主义者被携带武器的极右派参与者驱散。无治主义者留下来，但不再试图建立大型的有组织的团体。
\n\n在独立广场上被杀害的人中，无治主义者谢尔盖-凯姆斯基（Sergei Kemsky）被讽刺地列为乌克兰的死后英雄。他在与安全部队对抗的激烈阶段被一名狙击手射杀。在抗议活动中，谢尔盖向抗议者发出了题为「你听到了吗，迈丹？」的呼吁，他在其中概述了发展革命的可能方式，强调了直接民主和社会转型的方面。该文在这里有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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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无治主义者小队聚集。
\n与俄罗斯的武装冲突始于八年前的2014年2月26-27日晚，克里米亚议会大厦和部长会议被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占领。佢们使用了俄罗斯的武器、制服和装备，但没有俄罗斯军队的标志。普京不承认俄罗斯军队参与这一行动的事实，尽管他后来在纪录片宣传片《克里米亚：通往祖国的道路》中亲口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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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9日，穿着没有徽章的制服的武装人员在克里米亚阻挡一支乌克兰军事部队。
\n在此，人们需要了解，在亚努科维奇时期，乌克兰军队的状况非常糟糕。知道有一支22万士兵的俄罗斯正规军在克里米亚活动，乌克兰临时政府不敢与之对抗。
\n\n占领后，许多居民面临镇压，这种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的同志也是被镇压者之一。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无治主义者亚历山大-科尔琴科与支持民主的活动家奥列格-森托夫一起被捕，并于2014年5月16日被转移到俄罗斯；五年后，由于交换囚犯，佢们被释放。无治主义者阿列克谢-谢斯塔科维奇受到酷刑，头部被塑料袋闷住，被殴打，并被威胁要进行报复；他设法逃脱。无治主义者叶夫根尼-卡拉卡舍夫于2018年因在Vkontakte（一种社交网络）上转帖而被捕；他仍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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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俘后的无治主义者亚历山大-科尔琴科。
\n亲俄集会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俄语城市举行。参与者担心北约、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针对讲俄语人口的镇压。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许多家庭都有家庭关系，但独立广场的事件造成了个人关系的严重分裂。那些在基辅之外观看俄罗斯电视的人相信，基辅已经被纳粹军政府占领，那里的俄语人口遭到了清洗。
\n\n俄罗斯利用以下信息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惩罚者」，即纳粹，正从基辅来到顿涅茨克，佢们想摧毁讲俄语的人口（尽管基辅也是一个以讲俄语为主的城市）。在佢们的造谣声明中，宣传者使用了极右派的照片，并传播各种假新闻。在敌对行动期间，出现了一个最臭名昭著的骗局：一个所谓的三岁男孩被钉在十字架上，据说他被绑在一辆坦克上，在路上拖行。在俄罗斯，这个故事在联邦频道播出，并在互联网上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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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俄罗斯频道的假新闻。一名妇女讲述了她如何看到处决和一个三岁男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况。
\n在我们看来，2014年，虚假信息在产生武装冲突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一些居民害怕佢们会被杀死，所以佢们拿起武器，呼吁普京的部队。
\n\n「拉动战争的扳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俄罗斯联邦FSB（国家安全机构，克格勃的继承者）的上校伊戈尔-吉尔金（Igor Girkin）干的。吉尔金是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他决定将亲俄抗议活动激化。他与一队俄罗斯武装人员越过边境，（2014年4月12日）占领了斯拉维扬斯克的内政部大楼，以占有武器。亲俄罗斯的安全部队开始加入吉尔金。当有关吉尔金的武装团体的信息出现时，乌克兰宣布了一项反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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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乌克兰社会的一部分人决心保护国家主权，意识到军队的能力很差，于是组织了大规模的志愿者运动。那些在军事方面有点能力的人成为教官或组建志愿兵营。一些人作为人道主义志愿者加入正规军和志愿营。佢们为武器、食品、弹药、燃料、运输、租用民用汽车等筹集资金。通常情况下，志愿营的参与者的武器和装备都比国家军队的士兵好。这些分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团结和自我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国家的领土防卫职能，使军队（当时装备很差）能够成功抵御敌人。
\n\n亲俄势力控制的领土开始迅速萎缩。然后，俄罗斯正规军进行了干预。
\n\n我们可以强调三个关键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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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伊洛瓦伊斯克开展行动的志愿军战士。
\n目前（截至2022年2月），各方已就停火和有条件的「和平与安宁」命令达成协议，尽管不断有违规行为发生，但这一命令得到了维持。每个月都有几个人死亡。
\n\n俄罗斯否认有正规的俄罗斯军队存在，并向乌克兰当局未控制的地区提供武器。被俘虏的俄罗斯军人声称，佢们被置于演习的警戒状态，当佢们到达目的地时，才意识到佢们正处于乌克兰的战争之中。在穿越边境之前，佢们摘下了俄罗斯军队的标志，就像佢们的同事在克里米亚所做的那样。在俄罗斯，记者发现了阵亡士兵的墓地，但有关佢们死亡的所有信息都是未知的：墓碑上的墓志铭只显示佢们的死亡日期为2014年。
\n\n独立广场的反对者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的统一思想是对针对警察的暴力的不满和对基辅暴乱的反对。在俄罗斯文化叙述、电影和音乐中长大的人害怕俄语被破坏。苏联的支持者和二战胜利的崇拜者认为，乌克兰应该与俄罗斯结盟，并对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的崛起感到不高兴。俄罗斯帝国的拥护者认为迈丹抗议活动是对俄罗斯帝国领土的威胁。这些盟友的想法可以用这张照片来解释，照片上有苏联、俄罗斯帝国的旗帜，以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象征的圣乔治丝带。我们可以把佢们描绘成威权的保守派，旧秩序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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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俄罗斯帝国的旗帜，以及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象征的圣乔治丝带。
\n亲俄派包括警察、企业家、政治家和同情俄罗斯的军人、被假新闻吓坏的普通公民、各种极右派个人，包括俄罗斯爱国者和各种类型的君主主义者、亲俄帝国主义者。专案组「Rusich」、PMC[私人军事公司]组织「Wagner」，包括臭名昭著的新纳粹分子阿列克谢-米尔查科夫、最近去世的沙文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媒体项目「Sputnik and Pogrom」的创始人Egor Prosvirnin，以及许多其它人。还有一些威权左派，佢们庆祝苏联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
\n\n正如我们所描述的，右翼通过组织战斗部队和准备与Berkut进行实际对抗，成功地在独立广场期间获得了同情。军事武器的存在使佢们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其它人与佢们抗衡。尽管佢们使用了公开的法西斯标志，如纳粹标志、狼钩、凯尔特十字架和党卫军标志，但由于需要与亚努科维奇政府的部队作战，许多乌克兰人呼吁与佢们合作，因此很难诋毁佢们。
\n\n迈丹事件后，右翼积极镇压亲俄力量的集会。在军事行动开始时，佢们开始组建志愿营。其中最著名的是「亚速」营。开始时，它由70名战士组成；现在它是一个800人的团，有自己的装甲车、大炮、坦克连，还有一个符合北约标准的独立项目——军士学校。亚速营是乌克兰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之一。还有其它法西斯军事编队，如乌克兰志愿部队「右区」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但它们不太为人所知。
\n\n因此，乌克兰右翼在俄罗斯媒体中积累了不好的声誉。但乌克兰的许多人认为，在俄罗斯被讨厌的东西在乌克兰是斗争的象征。例如，在俄罗斯被认为是纳粹合作者的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的名字被抗议者积极使用，作为一种嘲弄的形式。一些人自称是「犹太-班德拉」（Judeo-Banderans），对犹太／共济会阴谋论的支持者进行嘲弄。
\n\n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嘲弄失去了控制。右翼分子公开佩戴纳粹标志；独立广场的普通支持者声称，佢们自己就是吃俄罗斯婴儿的班德尔人，并为此制作了备忘录。极右派进入了主流社会：佢们被邀请参加电视节目和其它企业媒体平台，在这些平台上，佢们被介绍为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独立广场的自由派支持者站在佢们一边，认为纳粹是俄罗斯媒体编造的一个骗局。在2014年至2016年，任何准备战斗的人都被拥护，无论是纳粹、无治主义者、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目，还是没有履行任何承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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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纳粹标志和北约旗帜的极右派战士。亚速营对北约持否定态度；目前，美国不向亚速营转让武器。
\n极右派的崛起是由于佢们在危急情况下组织得更好，能够向其它反叛者建议有效的战斗方法。无治主义者在白俄罗斯提供了类似的东西，佢们也成功地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但规模没有极右翼在乌克兰那么大。
\n\n到2017年，在停火开始后，对激进战士的需求减少，SBU（乌克兰安全局）和国家政府收编了右翼运动，将任何对如何发展右翼运动有「反制度」或独立观点的人监禁或消灭——包括Oleksandr Muzychko、Oleg Muzhchil、Yaroslav Babich和其它人。
\n\n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大运动，但佢们的受欢迎程度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佢们的领导人隶属于安全局、警察和政治家；佢们并不代表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对极右翼问题的讨论在民主阵营中越来越频繁，人们对佢们所面对的符号和组织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不是默默地否定关注。
\n\n随着军事行动的爆发，亲乌派和支持所谓DNR／LR（「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
\n\n在战争的头几个月，朋克圈内普遍存在着「对战争说不」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来分析一下亲乌克兰和亲俄罗斯的阵营。
\n\n由于缺乏大规模的组织，第一批无治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志愿者作为单身战士、军事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单独参战。佢们试图组建自己的小队，但由于缺乏知识和资源，这种尝试并不成功。有些人甚至加入了亚速营和OUN（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原因很平凡：佢们加入了最容易进入的部队。因此，一些人改信了右翼政治。
\n\n〔编者注：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细节——当作者处于全面战争中时，很难确认这些细节——显然，任何所谓的反法西斯分子或「无治主义者」的加入，首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治主义者。我们按照保留了这段话的原样，因为我们相信，批判和将处于时间正中的人们的声音居中是很重要的。你可以在这里读到我们更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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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德斯纳的右部基地接受训练。值得注意的是，这张照片包括两名加入武装冲突的莫斯科反法西斯主义者。
\n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们为在东部受伤的人的康复和在位于前线附近的幼儿园里的防空洞的建造筹集资金。在哈尔科夫也有一个名为「自治」的占屋房，这是一个开放的无治主义社会和文化中心；当时，佢们集中精力帮助难民。佢们提供住房和一个永久的真正的自由市场，为新来的人提供咨询，引导佢们获得资源并开展教育活动。此外，该中心还成为理论讨论的场所。不幸的是，在2018年，该项目不复存在。
\n\n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特定人和团体的个人举措。它们并没有发生在一个单一战略的框架内。
\n\n那一时期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是一个曾经的大型激进民族主义组织「Autonomnyi Opir」（自主抵抗）。佢们在2012年开始向左倾斜；到2014年，佢们已经向左转移了很多，个别成员甚至称自己为「无治主义者」。佢们把自己的民族主义说成是为「自由」而斗争，是对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制衡，把萨帕塔运动和库尔德人作为榜样。与乌克兰社会的其它项目相比，佢们被视为最亲密的盟友，因此一些无治主义者与佢们合作，而其它人则批评这种合作和组织本身。无治主义组织的成员还积极参加志愿营，并试图在军队中发展「反帝国主义」的思想。佢们还捍卫妇女参战的权利；AO的女性成员参加了战斗行动。AO协助培训中心培训战士和医生，志愿参军，并在利沃夫组织了「城堡」社会中心，收容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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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莫斯科：无治主义者游行反对俄罗斯侵略。
\n现代俄罗斯帝国主义建立在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的观念上——不是在政治制度上，而是在领土上。普京政权认为苏联在二战中的胜利不是对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胜利，而是对欧洲的胜利，显示了俄罗斯的实力。在俄罗斯和它所控制的国家，民众获得信息的机会较少，所以普京的宣传机器不屑于创造复杂的政治概念。叙述基本上是这样的。美国和欧洲害怕强大的苏联，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前苏联的整个领土都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坦克进入了柏林，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再做一次」，我们将向北约展示谁是这里最强大的，欧洲之所以「腐烂」，是因为所有的同性恋和移民在那里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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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和2015年在俄罗斯非常流行的贴纸。题词是 「我们可以再做一次」。
\n在左派中保持亲俄立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苏联的遗产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由于俄罗斯声称基辅政府是由纳粹和军政府夺取的，因此独立广场的反对者将自己描述为反法西斯和基辅军政府的战士。这种烙印引起了威权左派的同情——例如，在乌克兰，包括「Borotba」组织。在2014年最重要的事件中，佢们先是采取了反独立者的立场，后来又采取了亲俄的立场。在敖德萨，2014年5月2日，佢们的几个活动分子在街头骚乱中被杀。这个团体的一些人还参加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其中一些人死在那里。
\n\n「Borotba」描述佢们的动机是希望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佢们敦促欧洲左派声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在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普京的政治战略家）的电子邮件被黑后，人们发现博罗特巴的成员得到了资助，并由苏尔科夫的人监督。
\n\n俄罗斯的威权共产党人出于类似的原因拥护分离出来的共和国。
\n\n极右翼支持者在独立广场的存在也促使非政治性的反法西斯分子支持「DNR」和「LNR」。同样，佢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的战斗，其中一些人死在那里。
\n\n在乌克兰反法西斯分子中，有「非政治性」的反法西斯分子，佢们是次文化上的附庸，对法西斯主义持否定态度，「因为我们的祖先曾与之斗争」。佢们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是抽象的：佢们自己往往在政治上不连贯，有性别歧视，恐同症，爱护俄罗斯，等等。
\n\n支持所谓共和国的想法在欧洲的左派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其支持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摇滚乐队「Banda Bassotti」和德国政党Die Linke。除了筹款之外，班达-巴索蒂还到「新罗西斯」进行了一次巡演。作为欧洲议会的一员，德国林克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亲俄的说法，并安排与亲俄武装分子举行视频会议，前往克里米亚和未获承认的共和国。Die Linke的年轻成员以及罗莎-卢森堡基金会（Die Linke党的基金会）坚持认为，这种立场并不是每个参与者都认同的，但它是由该党最杰出的成员，如Sahra Wagenknecht和Sevim Dağdelen广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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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顿涅茨克的Banda Bassotti乐队。
\n亲俄立场在无治主义者中并没有得到欢迎。在个人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杰夫-蒙森的立场，他是来自美国的综合格斗选手，身上有无治主义标志的纹身。他以前认为自己是无治主义者，但在俄罗斯，他公开为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工作，并在杜马担任议员。
\n\n总结亲俄的「左派」阵营，我们看到了俄罗斯特务的工作和意识形态无能的后果。克里米亚被占领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雇员与当地的反法西斯分子和无治主义者交谈，提出允许佢们继续活动，但建议佢们今后在鼓动中加入克里米亚应该是俄罗斯的一部分这一想法。在乌克兰，有一些小型的信息和活动团体将自己定位为反法西斯主义，同时表达了基本的亲俄立场；许多人怀疑佢们为俄罗斯工作。佢们在乌克兰的影响力很小，但其成员作为「告密者」为俄罗斯的宣传者服务。
\n\n还有俄罗斯大使馆和伊利亚-基瓦等亲俄议员提出的「合作」。佢们试图利用人们对纳粹的消极态度，如亚速营，并提出付钱让人们改变立场。目前，只有丽塔-邦达尔公开承认以这种方式收钱。她曾经为左翼和无治主义媒体撰稿，但由于需要钱，她用假名为隶属于俄罗斯宣传家德米特里-基谢廖夫的媒体平台写作。
\n\n在俄罗斯本身，我们正在见证无治主义运动的消灭和威权共产主义者的崛起，佢们正在将无治主义者赶出反法西斯亚文化。最近最具指示性的时刻之一是在2021年组织了一次反法西斯比赛，以纪念「苏联士兵」。
\n\n大约十年前，在欧洲发生全面战争的想法似乎是疯狂的，因为21世纪的欧洲世俗国家都在努力渲染佢们的「人文主义」，掩盖佢们的罪行。当佢们确实参与军事行动时，佢们是在远离欧洲的地方进行的。但说到俄罗斯，我们见证了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和随后的假公投，顿巴斯的战争，以及MH17飞机坠毁。乌克兰不断遭遇黑客攻击和炸弹威胁，不仅是在国家建筑中，而且在学校和幼儿园内。
\n\n在2020年的白俄罗斯，卢卡申科大胆地宣布自己以80%的选票结果赢得了选举。白俄罗斯的起义甚至导致了白俄罗斯宣传人员的罢工。但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飞机降落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白俄罗斯政府成功地用暴力镇压了抗议活动。
\n\n类似的情况在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但在那里，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正规军被拉来帮助政权镇压叛乱，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合作的一部分。
\n\n俄罗斯特勤部门将难民从叙利亚引到白俄罗斯，以便在与欧盟的边界上制造冲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一个小组也被揭发，该小组使用化学武器——已经熟悉的「诺维乔克」进行政治暗杀。除了斯克里帕尔夫妇和纳瓦尔尼之外，佢们还杀害了俄罗斯的其它政治人物。普京政权对所有指控的回应是：「不是我们，你们都在撒谎。」同时，普京本人在半年前写了一篇文章，他断言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是一个民族，应该在一起。弗拉迪斯拉夫-苏尔科夫（构建俄罗斯国家政策的政治战略家，与所谓的DNR和LNR的傀儡政府有联系）发表文章，宣称「帝国必须扩张，否则将灭亡」。过去两年，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抗议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独立和反对派媒体被摧毁。我们建议在这里阅读更多关于俄罗斯的活动。
\n\n综上所述，发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很高，而且今年比去年高一些。即使是最敏锐的分析家也不太可能准确预测战争何时开始。也许俄罗斯的革命会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正如我们上面写的，那里的抗议运动已经被扼杀了。
\n\n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无治主义者大多直接或暗中支持乌克兰独立。这是因为，即使有所有的民族歇斯底里、腐败和大量的纳粹分子，与俄罗斯和被其控制的国家相比，乌克兰看起来像一个自由的岛屿。这个国家保留了后苏联地区的「独特现象」，如总统的可替换性、拥有超过名义权力的议会以及和平集会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考虑到社会的额外关注，法院有时甚至按照其宣称的协议运作。说这比俄罗斯的情况要好，并不是说有什么新东西。正如巴枯宁所写的，「我们我们坚信，最不完善的共和国比最开明的君主制要好一千倍坚信，最不完善的共和国比最开明的君主制要好一千倍」。
\n\n乌克兰内部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更有可能在没有俄罗斯的干预下得到解决。
\n\n在发生入侵的情况下，与俄罗斯军队作战值得吗？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乌克兰无治主义者目前考虑的选择包括加入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参与领土防卫，游击队活动和志愿服务。
\n\n乌克兰现在处于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斗争的最前沿。俄罗斯有摧毁欧洲民主的长期计划。我们知道，欧洲对这种危险的关注还很少。但是，如果你关注高调的政治家、极右组织和威权共产主义者的言论，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欧洲已经有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络。例如，一些高级官员在卸任后，在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了一个职位（格哈德-施罗德，弗朗索瓦-菲永）。
\n\n我们认为「对战争说不」或「帝国的战争」的口号是无效的和民粹主义的。无治主义运动对这一进程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这样的声明根本不能改变什么。
\n\n我们的立场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想逃跑，我们不想成为人质，我们也不想未经斗争而被杀死。你可以看看阿富汗，了解「拒绝战争」的含义：当塔利班推进时，人们集体逃离，在机场的混乱中死去，而留下来的人则被清洗掉。这描述了在克里米亚发生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其它地区后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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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2021年：人们试图登上北约的飞机，逃离塔利班。
\n至于对北约的态度，本文的作者分为两种立场。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这种情况持积极态度。很明显，乌克兰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对抗俄罗斯。即使考虑到大规模的志愿者运动，也需要现代技术和武器。除了北约之外，乌克兰没有其它盟友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n\n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故事。当地人被迫与北约合作打击ISIS——唯一的选择是逃离或被杀害。我们很清楚，如果西方发展出新的利益，或者设法与普京谈判达成一些妥协，北约的支持会很快消失。即使现在，自治政府也被迫与阿萨德政权合作，因为佢们明白自己没有什么选择。
\n\n俄罗斯可能的入侵迫使乌克兰人民在与莫斯科的斗争中寻找盟友。不是在社交媒体上，而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治主义者在乌克兰或其它地方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有效应对普京政权的入侵。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接受北约的支持。
\n\n本写作小组中的其它人赞同的另一个观点是，北约和欧盟在加强其在乌克兰的影响力时，都会巩固该国目前的「野生资本主义」体系，使社会革命的潜力变得更加不可行。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其旗舰是作为北约领导者的美国，乌克兰被分配到一个卑微的边疆位置：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供应者。因此，乌克兰社会必须认识到，必须从所有帝国主义手中独立出来。在国家的防御能力方面，不应该强调北约技术和支持正规军的重要性，而应该强调社会对基层游击队抵抗的潜力。
\n\n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普京和他控制的政权。除了不想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世俗动机之外，我们还看到了乌克兰社会的潜力，它是该地区最活跃、最独立、最叛逆的社会之一。过去三十年来，人民长期的抵抗历史就是一个坚实的证明。这给了我们希望，直接民主的概念在这里有肥沃的土壤。
\n\n独立广场和战争期间的局外人地位对运动产生了士气低落的影响。由于俄罗斯的宣传垄断了「反法西斯主义」这个词，对外宣传受到了阻碍。由于亲俄武装分子中存在苏联的标志，对「共产主义」一词的态度极为消极，因此甚至连「无治主义-共产主义」的组合也被认为是消极的。反对亲乌克兰的极右派的宣言在普通人眼中给无治主义者投下了怀疑的阴影。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即如果无治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不在集会等场合展示佢们的标志，极右翼就不会攻击佢们。右派手中有很多武器。这种情况造成了一种挫败感；警察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有人很容易被杀而不产生后果。例如，在2015年，亲俄活动家Oles Buzina被杀。
\n\n所有这些都鼓励无治主义者更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
\n\n从2016年开始，一个激进的地下组织开始发展；关于激进行动的新闻开始出现。出现了激进的无治主义资源，解释了如何购买武器和如何制作武器库，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限于燃烧瓶。
\n\n在无治主义环境中，拥有合法的武器已被接受。无治主义者训练营使用枪支的视频开始出现。这些变化的回声传到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清理了一个拥有合法武器和练习气枪的无治主义团体网络。被捕者受到电流的折磨，以迫使佢们承认恐怖主义，并被判处6至18年的刑期。在白俄罗斯，在2020年的抗议活动中，一个名为「黑旗」的无治主义者反叛团体在试图穿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时被拘留。佢们带着一把枪和一枚手榴弹；根据伊戈尔-奥林耶维奇的证词，他在基辅买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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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治主义反叛团体「黑旗」
\n无治主义者的经济议程的过时做法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以前大多数人从事「更接近被压迫者」的低薪工作，那么现在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最常见的是在IT部门。
\n\n街头反法西斯团体恢复了佢们的活动，在纳粹袭击的情况下参与报复性行动。其中，佢们在反法西斯战士中举行了「不投降」比赛，并发布了一部名为「兜帽」的纪录片，讲述了基辅反法西斯团体的诞生。（有英文字幕）。
\n\n乌克兰的反法西斯主义是一条重要的战线，因为除了大量的当地极右分子，许多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迁徙到这里里，从俄罗斯（包括谢尔盖-科罗特基赫和阿列克谢-列夫金）和欧洲（如丹尼斯-「白雷克斯」-卡普斯丁），甚至从美国（罗伯特-兰多）。无治主义者一直在调查极右派的活动。
\n\n有各种活动团体（古典无治主义者、同性恋无治主义者、无治女权主义者、「粮食不是炸弹」、生态倡议等），以及小型信息平台。最近，在电报@uantifa中出现了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反法西斯资源，复制了其英文出版物。
\n\n今天，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逐渐平息，因为最近出现了许多联合行动和共同参与社会冲突。其中最大的行动是反对驱逐白俄罗斯无治主义者Aleksey Bolenkov（他设法赢得了对乌克兰特别事务的审判并留在了乌克兰），以及保卫基辅的一个区域（Podil）免受警察突袭和极右派的攻击。
\n\n我们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仍然非常小。这主要是因为需要组织和无治主义结构的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或否认了。（在回忆录中，内斯特-马赫诺在无治主义者失败后也抱怨过这个缺点）。无治主义团体很快就被SBU[乌克兰安全局]或极右势力击垮。
\n\n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停滞期，正在发展，因此我们预计会有新的镇压和SBU控制运动的新企图。
\n\n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作用可以说是民主阵营中最激进的方法和观点。如果自由主义者喜欢在警察或极右派攻击时向警察抱怨，无治主义者则提出与其它遭受类似问题的团体合作，并在有可能发生攻击时为机构或事件辩护。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2/15/17.jpg\")
\n无治主义者现在正试图在社会中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横向基层联系，以便社区能够解决自己的需求，包括自卫。这与普通的乌克兰政治实践有很大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提议围绕组织、代表或警察团结起来。组织和代表往往被收买，而聚集在佢们周围的人仍然被欺骗。例如，警察可能会捍卫LGBT活动，但如果这些活动家加入反对警察暴行的暴动，佢们就会生气。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的想法中看到了潜力——但如果战争爆发，主要还是参与武装冲突的能力。
\n\n更多阅读，你可以从这篇Fighter Anarchist对此文的回应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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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This text also includes previously unpublished photographs taken by our contacts in Almaty.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9.jpg\")
January 6: A view of Almaty. The photographer: “A grim fog hangs from the fires; now everything looks like nuclear winter.”
\nThe following sources should serve to debunk any facile misrepresentations of the uprising from the authorities in Kazakhstan, Russia, or the United States—or their misguided supporters.
\n\nTo those who spread conspiracy theorie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ttempting to stage-manage a “color revolution” in Kazakhstan, we must point out that the protests began in response to the government canceling its subsidy on gas, which is produced under a profitable state monopoly in Kazakhstan. Those who defend the governments of Kazakhstan and Russia are defending repressive forces that are imposing neoliberal austerity measures upon exploited workers in an extraction-based economy. The honorable place for all who genuinely oppose capitalism is at the side of ordinary workers and other rebels who stand up to the ruling class, not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s who claim to represent protesters while gunning them down and imprisoning them.
\n\n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he clashes in Kazakhstan represent a unified anti-capitalist struggle, or for that matter a labor movement. The most credible accounts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protests acknowledge that there have been a wide range of different participants utilizing different tactics to pursue different agendas. Of course, if we are sympathetic to workers who protest agains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we can also understand why the unemployed and marginalized might engage in looting.
\n\nA crisis like the uprising in Kazakhstan opens up all the fault lines within a society. Every preexisting conflict is pushed to a breaking point: ethnic and religious tensions, rivalries among the ruling elite, geopolitical contests for influence and power. We saw this to a lesser degree in France during the Yellow Vest movement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George Floyd Uprising and its aftermath, though those crises did not proceed as far as the uprising in Kazakhstan, where, owing to the entrenched authoritarian power structure, any struggle is immediately an all-or-nothing venture.
\n\nIf it is true, as we have argued, that the protesters in Kazakhstan were opposing the same forces that rest of us face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n the violent suppression of those protests by the soldiers of six nations’ armies poses questions that we all must confront. It seems that such explosions are becoming practically inevitable a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ecological catastrophes hit one after the other all around the world. How do we prepare in advance,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likelihood that these ruptures will turn out well despite all the forces that are arrayed against us? In moments of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how can we propose transformative questions to the others who make up this society with us, focusing the lines of conflict along the most generative and liberating axes even as we compete with a variety of factions that aim to centralize their own ideologies and interests? How do we avoid both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manipulation, both defeatism and defeat?
\n\nIn the following overview, compos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Russian anarchists, we present the analysis of the uprising in Kazakhstan that has come out of the ex-Soviet region, then share an interview we conducted with anarchists in Almaty as soon as internet access was reestablished following the crackdown.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jpg\")
January 5 in Almaty; a photograph taken by Zhanabergen Talgat.
\nStarting on January 1, what began as a single protest against the rising cost of living escalated to a full-scale nationwide uprising, which for now has been brutally suppressed by a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ilitary force.
\n\nAt first, the protesters sought the resignation of government, a reduction in the price of gas, and the removal of the ex-president—Nursultan Nazarbayev, the Grey Cardinal of Kazakhstan—from the head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slogan of the whole country for these days became “Shal ket!”—”Grandpa, go away!” As the protests gained momentum, people quickly came to the point of not wishing to agree to anything less than a complete change in the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ouster of current president Kassym-Jomart Tokayev.
\n\nThe regime attempted to suppress the protests. Yet the protesters managed to seize weapons from the police and fight back, looting shops and burning down or occupying municipal buildings. President Tokaev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and sent military against the protesters with orders to shoot on sight anyone who dared to resist. At the same time, Tokaev officially asked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 consisting of Russia and several neighboring countries) for support in regaining the control over the country.
\n\nAccording to Kazakhstan’s Interior Ministry, nearly 8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during the demonstrations, and at least 164 people killed; since then, much higher figures have circulated. Some prominent bloggers and union leaders are reported to have disappeared. The internet was shut down for days. People were shot in the squares and on the street by snipers and other soldiers.
\n\n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uprising, including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STO,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outcome. As of January 10, media reports and testimonies of people in Kazakhstan show that the fighting has stopped in Almaty and mass gatherings have ceased in other cities.
\n\nHere is the analysis that Anarchist Fighter, an anarchist platform looking on from Russia, published on their Telegram channel:
\n\n\n\n\n1) CSTO intervention. All more or less sane sources among the Kazakhs perceive this as an intervention and an attempt of “Big Brother” on their sovereignty. Every hour of presence of these forces in the country multiplies the aversion and anger;
\n\n2) Authoritarian rule has not disappeared. President Tokayev has concentrated more power in his hands, invited foreign military, ordered his troops to “shoot without warning”… But Kazakhstanis are not used to government brutality. It does not stop them, and th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is not going away.
\n\n3) The economic crisis will not cease without fundamental reforms towards social justice. Enforcement is essentially just a postponement of price increases. No measures to overcome poverty and reduce inequality in society are offered by the authorities. Consequently, the discontent they have created will not abate eithe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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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21st century, the prevailing social order is only maintained by ever-escalating exertions of brute force.
\nAccording to the avtonom.org podcast, “Trends of order and chaos,”
\n\n\n\n\nThe Kazakh authorities are trying very hard to save face and construct their version of reality. The punitive operation is called “counter-terrorist,” as if a “terrorist” is any person who opposes the authorities by violent means. Rebellious people, respectively, are “militants and bandits, they must be killed,” and the reason for the uprising is allegedly “free media and foreign figures,” which is literally what Tokayev said. We are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nt propaganda virtually live on air. The lie that black is white and war is peace, not to the point of sentimentality, and whoever doesn’t believe it—to the wall. After all, no one will feel sorry for the “terrorists,” this is a mantra that post-Soviet dictators have learned well.
\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ghting, both Kazakh and foreign media made claims regarding the identities of the protesters. The definitions ranged from “protesters,” “aggressive youth,” and “marauders” all the way to “nationalist squads,” “20,000 bandits attacking Almaty,” and “Islamic terrorists.” It is true that a variety of groups and fac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uprising. But that is not itself a problem—an entire society was represented in the uprising, with all its differences and contradictions. It is safe to assume that different people participated in different actions against the regime, including fighting and looting.
\n\nFrom Anarchist Fighter:
\n\n\n\n\nThe journalist Maksim Kurnikov said some very interesting things on Ekho Moskvy’s morning broadcast. He remarked that the scheme “to take weapons from gun stores and then attack security forces” is not new in Kazakhstan.
\n\nExactly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in the city of Aktobe in June 2016: several dozen young men, divided into groups, took weapons from two gun stores, seized vehicles, and attacked a part of the National Guard, where they were defeated. The authorities of Kazakhstan have been much muddled about the case: It is still not very clear what the basis is for their claims of an “Islamist connection.”
\n\nKurnikov also spoke of paramilitary guards at illegal oil refineries in western Kazakhstan, made up of local villagers, disparagingly called “mambets” (collective farmers) by Kazakhstani townsfolk. These groups have also at times engaged in armed confrontations with police officers.
\n\nWhat does all this tell us? Of course, President Tokayev’s words about “terrorist groups carefully trained abroad” are pure propaganda and most likely a gross lie. That armed cells capable of seizing security institutions and arsenals suddenly materialized from a motley crowd also sounds unlikely. That said, we have no evidence of Islamist or nationalist involvement in the Almaty events. However, as we can see, organized groups capable of active armed resistance exist in Kazakhstani society in principle. It is likely that those people who engaged in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the security forces were partly representatives of such groups and partly spontaneous self-organized protesters. There is an analogy with the 2014 Maidan [i.e., the protests in Kiev], where the defense was organized both spontaneously by the crowd and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radical organized groups that joined in.”
\n
Claims about Islamic fundamentalis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vents may well be true to some extent. But it is also certain that the authorities will make use of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m to discredit all the other groups, identities, and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the uprising. Economic desperation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ecution often drive people to fundamentalism as well as other forms of radicalism.
\n\nAccording to Anarchist Fighter:
\n\n\n\n\n“The question about the real balance of forces among non-state actors of the events is still urgent:
\n\nOpposition journalist Lukpan Akhmedyarov, on Ekho Moskvy radio station,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the armed attack on the authorities in Almaty was the work of Nazarbayev’s people. The arguments for this confidence are not clear.
\n\nIt is noteworthy that Akhmedyarov noticed in his native Uralsk on the square next to the protesters a group of several dozen organized people calling for an assault on the Akimat. A small group of “identically dressed instigators” was also reported from Kostanai.
\n\nWhat is it? Some shadowy organized rebel force, criminal groups or really provocateurs from state services? Or maybe a “non-violent” narrative, seeking to immediately label supporters of direct action as such? There are no answers.
\n\nOne thing is clear: dividing protesters into “peaceful” and “terrorists” is a distortion of reality. Even before the events in Almaty, there were clips from the same Uralsk, where the demonstrators were bravely liberating the detainees from the police.
\n\nLet’s allow ourselves a truism: yes, a radical “violent” protest does not guarantee success at all, nor is it immune to provocations. But a purely “non-violent” protest in our authoritarian reality is simply doomed in advance. “You have been heard, we’ll sort it out, and we’ll put the most violent of you in jail”—that’s always the answer from the powers that be in Russia, Belarus, Kazakhstan…
\n
The various rumors about internal conflicts within the power structure in Kazakhstan and the speculations about geopolitical schemes at play in the uprising could all be true. But to elevate these rumors and speculations to the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narrative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Kazakhstan is a political choice: it is a decision to deny the agency of the countless ordinary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uprising for their own reasons. Like all conspiracy theories, this assumes that the only people who have any agency in the situation are shadowy global power players; it also serves to distract people from the obvious things that everyone knows are happening, such as the political elite of Kazakhstan profiting at the experience of everyone else.
\n\nRumors and speculation serve to influence the events and the ways that others understand and engage with them. True or not, each of these interventions serves to focus attention on certain figures, to spread a certain set of assumptions about how the world works. If these conspiracy theories cast doubt on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uprising enough to distract people from supporting the protesters who are standing up for themselves against economic exploitation and political domination, then they will have succeeded in their purpose to keep everyone everywhere dependent on political elites.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5.jpg\")
A throne after the looting of the president’s residence in Almaty.
\nTokayev himself has not hesitated to propound the most outlandish stories, claiming that the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who allegedly led the revolt cannot be identified because their bodies have been stolen from the morgues. According to Anarchist Fighter,
\n\n\n\n\nIt turns out that the terrorists can’t be shown to the public even if they are dead. Their comrades-in-arms kidnapped the dead right from morgues!
\n\nAn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Kazakhstani authorities with no shame openly state that radical demonstrators dressed up as the police and the soldiers (!!!) Now any atrocity of the punisher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revolutionaries themselves. Maybe the protesters were shot by those “in disguise”? And if it now turns out that the children and journalists were shot by men in uniform and with shoulder straps - then you already know: of course it was the disguised “rioters” and not the brutal executioners of the Tokayev special forces.
\n
Beyond the question of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uprising, it is important to ask who benefits from its suppression. As one commentary put it,
\n\n\n\n\nPutin is not a nationalist, but a guarantor. He guarantees the security of the post-Soviet elite and the safety of their property. He used to guarantee it only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ut now it seems that he guarantees it in Kazakhstan as well. After all, there is Russian capital there too.
\n\nLook at Kazakhstan’s Forbes list. The real beneficiaries of the peacekeeping operation are listed there. The list, by the way, is interestingly international.\nThe first two lines are occupied by the Kazakhstani Koreans of Kim. The first one is the major shareholder of KAZ Minerals, a “british copper company”, as Wikipedia describes it. In 2021, his fortune increased by $600 million. The second Kim, together with Baring Vostok, owns one of the main Kazakh banks, Kaspi Bank, which is also traded in London and has shown impressive growth, despite the pandemic.\nIn third place I was surprised to find a citizen of Georgia Lomatdze, who is also a co-owner of Kaspi Bank and its manager.
\n\nThen comes a certain Bulat Utemuratov, who in the Nazarbayev’s government of the 90’s specialized in foreign trade. He owns ForteBank, whose net income for 2020 “amounted to 53.2 billion tenge” ($121 million), as well as the major stakes in the major mobile operators, 65% of the gold mining company RG Gold and a bunch of other assets, including a Burger King franchise and “Ritz-Carlton hotels in Nur-Sultan, Vienna and Moscow”…
\n\nThe fifth and sixth places are shared by Nazarbayev’s daughter and son-in-law. His son-in-law, Timur Kulibayev, owns “the controlling stake in Singapore’s Steppe Capital Pte Ltd”, which owns the “Dutch” KazStroyService Infrastructure BV and Asset Minerals Holdings (Caspi Neft JSC, 50% of Kazazot JSC).
\n\nDinara Kulibayeva, Nazarbayev’s daughter, together with her husband, owns Halyk Bank of Kazakhstan—the bank’s “market capitalization reached £3.1 billion ($4.3 billion).” In seventh place is a Russian financial speculator and founder of the “American investment company” Freedom Holding Corp. Timur Turlov.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financial statements, its assets tripled in 2020 to $1.47 billion ($453.5 million in 2019), equity almost doubled to $225.5 million ($131.3 million respectively), net income jumped 10-fold to $42.3 million ($4 million respectively).”
\n\nAnd so on.
\n\nAn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rricades are all those who either work for all this beau monde for 300 bucks a month (this is approximately how the median salary in Kazakhstan is estimated), extracting minerals for “British” and “Singaporean” corporations or serving fellow citizens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also belongs to all the same from the list; or those who have not found work at all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business, whose earnings could only be guessed (it is believed to be even lower). Workers, concentrated around enterprises, demand social guarantees (lower utility prices, free medical care, higher wages, etc.). Those who aren’t even workers are simply trying to get their own from retail chains and banks through broken windows and looted shops.
\n\nConsidering that workers are sure to be dumped as soon as the heat subsides, the actions of the latter cannot be called irrational or unjust.
\n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7.jpg\")
Downtown Almaty on January 5; a photograph by Zhanabergen Talgat.
\nAgain, according to the avtonom.org podcast, “Trends of order and chaos,”
\n\n\n\n\n“The Kazakh authorities and President Tokayev did not trust their own policing and governmental structure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police and the army had already begun to move to the side of the rebels, and it was obvious that any of a variety of outcomes was possibl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okayev decided on the last extreme—to call in the punitive force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is was political suicide: in fact, he admitted that he was at war with his own people and even with his own state apparatus.”
\n
The sitution in Kazakhstan escalated very quickly—not only the protests, but also the brutality with which they were suppressed. The fighting in the street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ways that the patience of people in Kazakhstan has been tried for decades now. Kazakh society has seen fighting and shooting in the streets before—in 1986, when Mikhail Gorbachev’s government suppressed an uprising in Almaty, carrying out a massacre,1 and in 2011, when police shot striking workers in Zhanaozen, killing dozens.
\n\nWhen the first news of domestic military intervention came out, this did not seem to cause a major setback for the uprising. The fighting did not cease then—on the contrary, it intensified. We saw videos of disarmed soldiers in the crowd of people, welcomed for changing sides.
\n\nThen the internet was shut down. The official reason for the internet blackout was “preventing terroris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who are fighting in Almaty from coordinating with their headquarters.” That caused a crucial lack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places where uprising was taking place, making it easier to represent—or misrepresent—the events. In a time when everything is filmed, photographed, uploaded, and shared, cutting off a social uprising from means of communication serves to erase it from reality, opening a space in which falsehoods can thrive.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2.jpg\")
Riot police filming the fighting in Kazakhstan from their vantage point. Information warfare always takes place on an uneven battlefield.
\nYe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s took place in plain sight: the intervention of the CSTO. This raised many contradictions at once. Formally designated as “peacekeeping assistance from 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 it includes a contingent up to 200 hundred soldiers from Armenia and Tajikistan, 500 from Belarus from dictator Lukashenko (who recently suppressed an uprising of his own), an unspecified number of Kyrgyz soldiers, and 3000 soldiers from Russia. It is significant that the Russian paratroopers who have been moved into Kazakhstan are commanded by Anatoliy Serdyukov, who is experienced in the Chechen wars,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the war in Syria. We can see Russia’s imperial activities on full display here.
\n\nIn Kazakhstan, the regime is striving to remain in power by any means necessary, resorting to inviting neighboring dictatorships to invade. For people in Kazakhstan, this should mean the final loss of any legitimacy Tokayev might have had in their eyes. Everyone in the region can see that the CSTO represents the unity of its governments against their peoples.
\n\nAccording to avtonom.org:
\n\n\n\n\nA president who calls the people of his own country “terrorist gangs” represents a nadir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 “republics.”
\n\nIn fact, this is an invasion of another country by force on the side of the authorities who have lost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It would mean the endless reproduction of the “Russia is a prison of nations” scenario and would be on a par with the suppression of the Hungarian revolutions in 1848 and 1956, with tanks in the streets of Prague in 1968, and with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in 1979.
\n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3.jpg\")
The burned-out shell of a military vehicle in Almaty, photographed on January 7. No government is invincible, not even the most powerful empire.
\nFrom Anarchist Fighter:
\n\n\n\n\n“The current uprising in Kazakhstan began with the protests in Zhanaozen. The same city where, in December 2011, the authorities shot striking oil workers. The tragedy in Zhanaozen has left a mark on the protest culture in Kazakhstan. The people have cherished the memory of the dead. The duty of the living was to continue the work of the fallen.
\n\nAnd in January 2022, Zhanaozen rose again. The first city in the country, an example for all the others. The formal reason for the protests was the increase in gas prices and rising food prices. But, as noted by Mikhail Bakunin, mer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material situation is not enough for the revolution, a mobilizing idea is needed. In Kazakhstan, one such idea was the loyalty to the fighters who died in 2011. The workers who died then under the bullets will never see the world they dreamed of, but death for the sake of a dream became a testament to the living to continue their cause. And so for the rebels of Kazakhstan there is no way back now.
\n\nKazakhstan’s rebellious culture has much to learn from. We, too, must keep the memory of the martyrs of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and Belarus. About Michael Zhlobitsky, Andrey Zeltzer, Roman Bondarenko and other heroes. They died to make us braver and stronger, and we are indebted to them. We must tell how they lived and what they gave their lives for. As events in Kazakhstan show, fallen martyrs are capable of raising people to revolt.”
\n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7.jpg\")
The wreckage of revolt: Almaty after the uprising.
\n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哈萨克斯坦的事件，我们联系了两位亲眼目睹了起义现场的无治女权主义者，虽然他们不在冲突的最前线，但他们是著名的活动家，多年来参与了该市的女权主义组织2。所以他们是我们能找到的对事件最接近 “中立 “立场的人。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8.jpg\")
20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阿拉木图的无治女权主义者
\n请介绍下你们自己和你们所处的状况
\n\n我们是两个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无治主义者，都是她/他。在过去的11年里，我们在阿拉木图参加了许多左翼无治主义-女性-生态、动物解放、素食主义者的活动，但目前我们并不那么活跃。
\n\n在21世纪，我无法说出哈萨克斯坦的有任何的无治主义运动。20世纪90年代有一些地下活动，但就目前而言，没有这样的活动存在。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左翼马克思主义团体：会议、阅读小组、一些公开讲座。我不知道那些留下来的前成员现在在做什么。我在这没有听说这里有任何的 “左翼 “团体。
\n\n我是这里最早的女权运动之一——Kazfem的组织者之一，我们组织了许多公共活动和表演，出版了一本名为Yudol’的女权主义杂志，并为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组织了示威活动。
\n\n这里有一个叫Oyan Kazakhsta（”醒来吧，哈萨克斯坦”）的青年自由运动，现在很活跃。他们组织公众集会、表演、游行，并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它始于Beibarys Tolymbekov和Asya Tulesova在2019年城市马拉松上拉了条横幅3。他们被监禁了15天，这引发了一大波关注，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这在以从未发生过的。有一种阴谋论认为，所有这些活动家都是亲政府的，因为现在没有人在监狱里，但我认为这不是真的。我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他们也支持女权主义和LGBTQ活动。而在反对的一方–主要是互联网上的仇视者和一些政府媒体–人们声称所有这些都是 “西方”（欧洲和美国）所为。
\n\n哈萨克斯坦是一个专制国家。我们的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在位了28年，而新的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只是一个傀儡。但当第一任总统辞职后，人们开始考虑改变。围绕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个人崇拜并没有在他辞职后消失。首都阿斯塔纳被重新命名为 “努尔苏丹（Nur-Sultan）”，这引起了许多抗议。在过去的几年里，经济形势一直在恶化，特别是在大流行病之后，通货膨胀率非常高，腐败等等。而且，我们的土地被大量出售和出租给中国和其他国家。
\n\n情况一直如此–但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更多的人忠于总统，害怕 “不稳定”。当时，人们希望我们[哈萨克斯坦]只是正在 “发展”，事情会很快好起来。
\n\n即使是在2011年扎瑙津大屠杀（Zhanaozen massacre）发生时，抗议的工人被枪杀，在阿拉木图的支持声也非常少。许多人认为那里发生的事情是正确的。
\n\n以前，如果有任何抗议活动，都是由老一辈人、工人和来自各地区的人、auls（村庄）组织和支持的，通常由反对派领导人Mukhtar Qabyluly Ablyazov领导。但在过去三年里，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开始成为政治活动家。这主要是来自阿拉木图的人，但在其他城市也有支持。
\n\n顺便说一句，我认为阿拉木图的生态问题——那里的污染程度极高，而且每年都在恶化——是这里年轻人抗议的主要原因。当然，除了社交媒体的发展。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2.jpg\")
阿拉木图市中心，1 月 5 日
\n请跟我们讲下你上周在阿拉木图的经历
\n\n新年过后不久，开始有消息说扎瑙津的工人起义。抗议是和平的，但要求相当激进–从降低汽油价格到政府辞职不等。其他城市也开始了抗议活动。人们知道1月4日在阿拉木图将有声援行动，但我没有确切的信息。
\n\n那天在回家的路上，我了解到该市不同地区的抗议活动，以及[上述青年自由运动]Oyan Kazakhstan 的活动家被逮捕。我住在离城不远的山上，在家里就已经很清楚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晚上，所有的网络连接都断了。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n\n关于那段时间在该市发生的事情，我的战友、政治记者达尼亚尔-莫尔达别科夫写道：
\n\n\n\n\n“当示威者走近广场时，警察开始投掷眩晕手榴弹和催泪瓦斯。我和其他数千人被呛到了，我们的眼睛和脸被刺痛了，我们感到不适，不停地咳嗽。我没有晕倒真是个奇迹。从晚上11点到凌晨4点，他们肯定发射了一百多枚眩晕手榴弹，这时我的同伴不得不把我送回家。我在公寓里仍能听到爆炸声。
\n\n人群到达共和广场（Republic Square）后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前往阿拜街（Abai Street）。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辆向他们驶来的装甲运兵车。一辆卡车驶过，上面载着挥舞着哈萨克旗帜的市民。其中一些人手持盾牌，似乎是从防暴警察身上抢来的。”
\n
人们整晚都听到爆炸声。我拒绝相信。早上，通过电话报道了这个消息。我给大家打了半天电话，听说了受害者的情况，活动家被释放了。只有在一些朋友的家里才有可能上网。Akimat大楼（市政厅）被占领。每个人都在劝说我们留在家里。由于猜测抗议活动可能具有民族主义特征，一些人开始害怕（我在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族）。
\n\n没有任何关于当时谁在广场或城市获得信息。我和我的朋友决定自己去看看。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4.jpg\")
1月5日，阿拉木图市中心
\n这座城市比平日空阔了一半。挂着哈萨克国旗的汽车在街上行驶，喊着一些欢快的口号。一切都是封闭的。门上挂着 “我们与人民在一起 “的牌子。一种兴奋的气氛。当我们越来越接近广场时，能看到更多的年轻人群。我看到一条警察的肩带躺在路上。有的人拿着棍子在开会。这变得有点吓人，但没有人有攻击性。在1986年事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起义）纪念碑前，我们遇到了手持警察盾牌的抗议者。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5.jpg\")
1月5日，阿拉木图市中心。门上的标语上写着“我们与人民同在
\n然后我们看到市政厅在燃烧。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们在照看篝火。每个人都很平静。他们砸开了市政厅对面大楼的门。那里有电视频道和其他政府服务。男人们再次向我们走来。”你们为什么来？” (他们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来，因为你是俄罗斯族裔？）
\n\n“这是我的城市和国家，也是你们的。”我回答。他们兴高采烈地问候我们。我们没有感受到来自他们的任何侵略性。
\n\n我们为抗议者提供了热茶。这名男子告诉我们，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抗议活动–开始时一切都是和平，直到当局开始引爆闪光弹并使用暴力。
\n\n“现在，”他说，”他们正在射击战斗人员。” 警卫们只留在市政厅大楼本身附近。
\n\n他和其他在场的人都看到有人头部中枪。他们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把受伤的人送上汽车，把他们送到医院。他告诉我们，他们计划占领机场，这样俄罗斯军队就不能在那里降落。
\n\n许多资产阶级高级政府和商界人士已经乘坐私人航班离开了该国。有传言说，纳扎尔巴耶夫也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
\n\n我们在广场上看到的人没有一个看起来像 “掠夺者”[原文如此]。
\n\n他们希望政府辞职。他们不是在执行命令；没有人在拉拢他们。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劳工起义。没有人害怕死亡，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愤怒。他们给我们看了橡皮子弹造成的伤害，并警告我们很快就会有严重的枪击事件发生，我们最好离开。
\n\n爆炸声和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频繁。我们离开了。一个人用他的车送我们一程。在那些日子里，人们都在相互声援。
\n\n我和我的朋友们决定一起住在我家里。我们都感到很兴奋。这是在出现任何有关破坏、抢劫和平民伤亡的新闻之前。在1月5日和6日的午夜，所有互联网连接都被关闭。四天来，我们处于孤立状态；我们只能拨打和接听电话，而且效果不好。
\n\n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整个城市被所有服务部门抛弃，包括消防部门和医疗服务部门。火灾被志愿者们扑灭了。另外，一些抗议者和志愿者试图阻止 “强盗”。4
\n\n1月7日，远离市中心的一些商店和自动提款机仍在工作。在城市的那一部分，除了广场周围被烧毁的政府大楼外，大部分东西都很正常。一些服务部门在那里工作。前一天，我们进入这些建筑；没有人看守它们。这一次，我们拍了一些照片，然后附近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离开了这个地区。
\n\n1月9日晚，有机会通过代理服务获得互联网连接。移动连接仍然无法使用。1月10日上午，各地的连接都能正常使用，但只到下午1点，然后从下午5点半到7点半。、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1.jpg\")
1月5日，阿拉木图市中心
\n来自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很多人都在谈论谁是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这些指控有可信度吗？我们还看到一些新闻报道称，权力结构内部的敌对派系之间的冲突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你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事件？
\n\n尽管有退休的传言，但托卡耶夫总统仍然执政。现在，政府电视频道和媒体正在散布如此多的虚假信息和宣传。现在得出结论还很早，但有些事情是清楚的。
\n\n一切都始于一场民众起义。是的，他们烧毁了市政厅大楼，但没有人领导他们。他们只是想让旧政权消失。他们不是“罪犯”[原文如此]。
\n\n开始之后，又出现了一些其他势力。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确实是有组织的。但由谁？现在有很多谣言。一些官方媒体称他们来自[邻国]吉尔吉斯斯坦，那里自独立以来发生了几次革命。这些媒体也在传播有关塔利班或圣战分子的报道。我个人认识的人说，他们在街上看到“长得像他们”的人[原文如此]。
\n\n在哈萨克斯坦，我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 CIA [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 的讨论。我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宣传。
\n\n这位前总统顾问一直在宣称政府机构内部存在阴谋，声称几年来在山区有 “训练营”，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却隐瞒了这一信息。他声称。”我有独家消息，例如，在袭击机场前40分钟，有人下令完全撤除警戒线和警卫”。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8.jpg\")
阿拉木图，1月7日
\n关于起义的内部内在原因，你能说些什么？
\n\n哈萨克斯坦以外的每个人都在尝试分析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上下文，很难做到这一点，而国内的人由于缺乏完整的信息而无法做到这一点。我想即使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居民——很长时间也不会明白发生了什么。除了现在没有稳定的网络连接，之前连手机都没有，所有新闻频道都被严格审查，而且只会变得更糟。
\n\n我不会描述现在流传的理论，但它们都涉及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和其他寻求权力的人之间的不同权力斗争–例如，有一种理论认为，托卡耶夫在俄罗斯军队的协助下，正在确保其权力地位。
\n\n这一切的可怕之处在于，数以万计的人参与了这场游戏，他们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改变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的善意尝试，现在被少数人利用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他们之间分配这个国家的资源。是的，这一切都始于哈萨克斯坦西部工人的经济需求，他们抗议天然气价格的大幅上涨。然后，这些要求变成了政治要求：政府和总统辞职，选举Akims（市长），以及建立议会制共和国。有些要求得到了满足，但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当这些要求被忽视时，抗议和声援的浪潮蔓延到了哈萨克斯坦的所有城市，所以从外面看，这就像一场大的革命爆发，这在我国三十年的专制政权中还没有发生过。
\n\n我们现在不能确定任何事情，除了一件事–这次抗议活动没有公共领导人，街头暴动和占领行政大楼也没有提出要求。但在民众中发生了谋杀和大量的受害者，他们先是在与警察的战斗中受苦，然后在街头相互厮杀，警察逃离，然后哈萨克斯坦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武装部队在街头射杀平民（尽管我们被承诺他们现在只保护国家设施）。
\n\n被允许继续运作的大众媒体开始向我们讲述激进分子和伊斯兰教徒，使用来自外部的敌人形象。在此之前，在抗议活动的头几天，有一种呼吁 “与抗议者进行和平对话 “的论调–而一天后，已经有了开枪杀人的命令（在托卡耶夫总统的讲话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军队进入后，两天来街头枪声不断，托卡耶夫将抗议者等同于恐怖分子，以及活动家和人权维护者，用他的话说，独立媒体成为稳定的威胁。在这个寻找敌人的过程中，国家话语不断变化：昨天这个敌人据说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受贿失业者，今天已经是来自阿富汗的激进分子。我们都希望明天不会是过去三年来在哈萨克斯坦倡导政治改革并出来参加集会的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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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阿拉木图市中心
\n关于镇压，你能告诉我们什么？
\n\n吉尔吉斯斯坦音乐家Vikram Ruzakhunov被哈萨克斯坦当局逮捕并以“恐怖分子”的名义遭受酷刑，并被要求录制视频并“供认不讳”。现在他已经自由了。
\n\n当地独立记者 Lukpan Akhmediyarov 已被捕。另一位独立记者 Makhambet Abjan 发消息称，1 月 5 日，警察来到了他的公寓；现在他失踪了。我的朋友和社交媒体上的许多其他人发文说他们的亲友也失踪了。
\n\n官员们已经确认有数百名受害者死亡，包括两名儿童。来自工会的积极分子下落不明–包括Kuspan Kosshigulov、Takhir Erdanov和Amin Eleusinov及其亲属。、
\n\n在阿拉木图，Dozhd频道（Телеканал Дождь）的记者试图在市立停尸房拍摄镜头，遭到枪击（他们没有受到伤害）。
\n\n1月6日，志愿者来到广场。一些活动人士展示了“我们不是恐怖分子”的横幅。警察向他们开枪，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6.jpg\")
1月5日阿拉木图市中心；Zhanabergen Talgat拍摄的照片
\n您认为从长远来来看，俄罗斯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将如何改变局势？
\n\n俄罗斯军队的进入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在与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所有最糟糕的情况。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同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占领。
\n\n就我个人而言，我担心俄罗斯军队进入这个国家会巩固俄罗斯在政治上对哈萨克斯坦已经很强大的影响，哈萨克斯坦会变得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俄罗斯一样，活动家被折磨，案件被捏造。我们的政治反对派已经被完全压制，国家的民众也被完全恐吓。考虑到这是抗议期间的第二次枪击事件（2011年和2022年），在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上，1986年苏联时期也曾残酷镇压过一次起义，而当时被杀人数的信息仍然是保密的……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没有希望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有多少人被杀和受伤。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数千人。
\n\n你认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n\n在信息战、宣传和孤立的情况下，现在想象结果还为时过早。我不是政治专家。
\n\n可以肯定的是，现在镇压会加剧。互联网和所有媒体都会被审查。现在政府试图装出一副 “好面孔”，好像他们是把我们从恐怖分子手中拯救出来的救世主。我不确定这是否会奏效。但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将是有效的。人们太害怕和震惊了。
\n\n哈萨克斯坦以外的人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或那里的其他人吗？
\n\n当然，是为了传播信息。也许很快就会有更多的镇压，一些活动家将需要帮助才能离开这个国家。
\n\n最重要的支持是信息性的。2019年，在总统选举之后，我们都在集会上被逮捕，而唯一写到这一点的是外国媒体和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媒体（这些媒体非常少，网站经常被封锁）。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哈萨克斯坦血腥的一月并不像许多左翼出版物所写的那样只是一幅美丽的革命图景，而且也不像所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官方消息来源所说的那样，被当作来自外部的恐怖行为而被记住。
\n\n\nhttps://twitter.com/bad_immigrant/status/1480692689364471814\n\n\n
![](\"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12/10.jpg\")
January 6: A view of Almaty in the smoke, the day after.
\nFrom December 17-19, 1986, there were protests in Almaty in response to Mikhail Gorbachev, then-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dismissing the longstanding First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azakhstan and replacing him with an official from Russia. (Gorbachev later claimed he was trying to prevent Nursultan Nazarbayev from concentrating too much power in his hands; Nazarbayev went on to rule Kazakhstan for 28 years.) In 1986, as in 2022, the protests ended in a massacre at the hands of state forces. In 1986, as in 2022, rumors spread that the protesters were bribed with vodka or led astray via leaflets. ↩
\n自苏联解体后第一个。 Kazfem, arguably the first feminist movement in Kazakhstan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ublishes the feminist magazine Yudol’ and organizes demonstrations for March 8,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
\n悬挂了You can’t run from the truth【你不能逃避真相】。On April 21, Asya Tulesova and Beibarys Tolymbekov were jailed for 15 days, charged with violating Kazakhstan’s law regarding public assembly after hanging a banner along the marathon route in Almaty, reading “You can’t run from the truth”—a comment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
\nThis news article explores this issue, albeit from a partisan position. ↩
\n哈萨克斯坦爆发了一场全面的起义，回应生活成本的上升和独裁政府的暴力。示威者占领了该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大楼，特别是在人口最多的城市阿拉木图，佢们暂时占领了机场，并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在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时，警察已经夺回了阿拉木图市中心，在此过程中至少有数十人被杀，而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军队也赶来与佢们一起镇压抗议活动。我们有对处于这种镇压之下的人们了解佢们为什么要起义的责任。在以下报告中，我们介绍了对一位哈萨克斯坦侨民的采访，佢探讨了是什么驱使哈萨克斯坦人民起义——并探讨了这次起义对整个地区的影响。
\n\n\n\n\n「现在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前无所有。」
\n\n「整个晚上都在发生爆炸，警察对人们实施暴力，一些人烧毁了警车，包括一些随机的汽车。现在人们在主要街道上游行，Akimat（议会大厦）附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
\n\n——这是我们于下午4点（东哈萨克斯坦时间）前不久，收到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同志的最后一条信息，佢是一位在阿拉木图的无治女权主义者，随后便失去联络。
\n
\nhttps://twitter.com/HannaLiubakova/status/1478987772027416576\n\n\n
我们应该在全球背景下理解哈萨克斯坦的起义。它不仅仅是对一个独裁政权的反应。哈萨克斯坦的抗议者对多年来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在抗议的生活成本上升做出回应。哈萨克斯坦并不是第一个因天然气成本增加而引发抗议浪潮的地方——在法国、厄瓜多尔和世界其他地方，在各种各样的政府和政府形式下，都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n\n那么，这场起义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前所未有的，而在于它涉及到人们直面世界所有其它地方的人所面临的同样的挑战。
\n\n俄罗斯采取行动帮助镇压起义的紧迫性也很重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是一个由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军事联盟——由俄罗斯发号施令——已经承诺向哈萨克斯坦派遣部队。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首次部署部队支持一个成员国；2021年，在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冲突中，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拒绝援助亚美尼亚。
\n\n具有启发性的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不需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干预，但一个强大的抗议运动却需要。与其他帝国项目一样，对俄罗斯势力范围（「俄罗斯圈」）的主要威胁不是战争，而是革命。俄罗斯从叙利亚的内战和土耳其对罗贾瓦的入侵中获益匪浅，将叙利亚和土耳其对立起来，在该地区获得立足点。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俄罗斯掌握权力的方式之一，就是召集俄罗斯爱国者支持他在车臣和乌克兰的战争。战争——持续的战争——是俄罗斯帝国计划的一部分，就像战争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帝国计划服务一样。正如伦道夫-伯恩所说，战争是国家的健康。
\n\n另一方面，起义必须通过任何必要的手段加以镇压。如果俄罗斯圈内数百万在贪污腐败和新自由主义组合下苦苦挣扎的人看到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的起义成功，佢们会赶紧效仿。看看2020年白俄罗斯和一年前俄罗斯的抗议浪潮，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没有成功的希望，许多人也会趋于这此举。
\n\n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选举可以把一帮自利的政客换成另一帮，选择的幻觉本身就可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佢们不愿意采取行动带来真正的变化。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独裁政权中，没有这样的幻想；统治秩序仅仅是由绝望和蛮力强加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正是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把佢们的权力归功于1989年开始的革命浪潮，那场革命导致了东欧集团的垮台。佢们的臣民怀疑只有革命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这一点，我们也怪不了佢们。
\n\n革命——但为了什么目的？我们不能同意自由主义者的乐观态度，佢们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社会变革只不过是赶走专制者和举行选举一样简单。如果没有彻底的经济和社会变革，任何单纯的_政治_变革都会使大多数人受制于今天正在使他们陷入困境的同样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n\n在任何情况下，普京都不会轻易放弃。真正的社会变革——在俄罗斯圈和西方一样——将需要一场持久的斗争。推翻政府是_必要_的，但还_不够_：为了抵御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强加，普通人将不得不在横向、分散的基础上发展集体力量。这不是一天或一年的工作，而是一代人的工作。
\n\n无治主义者对这一进程的贡献是，我们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发展的结构和做法也应该有助于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无治主义者已经在白俄罗斯的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横向网络和直接行动的价值。自由主义的梦想，即以美国和西欧为模样重塑整个世界，已经证明是空洞的——美国和西欧与埃及、苏丹和其他地方实现这一梦想的努力失败有多牵连。而无治主义的梦想还有待尝试。
\n\n为了回应哈萨克斯坦的事件，一些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再次鹦鹉学舌，认为所有反对与普京的俄罗斯结盟的政权的声音只能是西方干预的结果。当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任何社会主义的幌子，将自己交给了引发哈萨克斯坦叛乱的那种新自由主义政策时，这种说法就尤为破产。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都受到同样的暴利和不稳定的影响，不应该让敌对的世界大国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我们应该看穿整个戏法。让我们在各大洲建立共同的事业，交流策略、灵感和团结，以重塑我们的生活。
\n\n本周起义的的哈萨克斯坦普通人表明我们可以走多远——以及我们必须一起还要走多远。
\n\n\nhttps://twitter.com/izvestia_ru/status/1479012845690011650\n\n\n
1月6日（东哈萨克斯坦时间）早些时候，在网络停电导致无法完成对阿拉木图运动参与者的采访后，我们对一位居住在国外的哈萨克斯坦无治主义倡导者进行了以下采访。
\n\n先介绍下背景，在21世纪，哈萨克斯坦有哪些无治主义、女权主义和生态项目或运动？
\n\n早期，人们反对第一位前共产主义者总统在后苏维埃时代领导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从1990年代以来，他开始变得更加独裁——比如，在1993年两次解散了政治更多元的议会以获取忠实的议会成员，延长了第一任期，并通过认为是舞弊的1995年公投改变治理结构以获得更强的总统权力。这为纳扎尔巴耶夫赢得了政治精英中各政治派别的反对者，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派、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佢们合作并呼吁制定一部更加民主的宪法，以限制总统权力，以及一个多党议会。
\n\n至于从底层的运动，有无治主义者，佢们更像是一个地下运动，还有一个动静极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其领导人最后逃离了哈萨克斯坦。也有民族主义者和激进的伊斯兰教徒，但同样，他们并不那么受欢迎，也是地下运动。
\n\n至于环境主义者，如果佢们确实有一些公众关注，那也主要是来自宣传团体，或者按照当地的说法「公共协会」。在哈萨克斯坦，只有大约六个注册的政党被允许参加选举；其余试图建立政党的，佢们所需的注册程序都被系统性地拒绝。然而，当哈政府想要向公众夸耀佢们的政治多元性时，佢们用忠诚的公共协会来演一出戏，尤其是在总统选举期间。
\n\n在哈萨克斯坦有反对党吗？
\n\n关于反对党，在哈萨克斯坦基本上没有合法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曾经有这样独立运转的政党，但它们和独立媒体一同被政府关闭或禁止。今天，有一些人声称代表反对派，但佢们住在国外，如乌克兰。他们与街道没有真正的联系。
\n\n佢们内部也存在着某种竞争关系：我看到佢们都互相指责对方与政府或情报部门合作。哈萨克斯坦被控制的反对派的一个特点是，佢们试图引诱不满的公民做一些实际上不会对政府构成任何威胁的事情，这些事情会给人一种做出改变的错觉，比如告诉人们与地方官员进行和平对话，或者通过故意破坏选票来参与选举，以此来「抗议」选举——任何给人一种与政府斗争的错觉的策略，而实际上这只是在浪费时间。
\n\n近年来，这种反对实际上也开始在国内出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活动家组成政治运动，举行纠察队，而没有经历任何形式的迫害，而没有关联的普通人只要抗议就会被警察立即拘留。
\n\n一个不寻常的反对派团体——我无法判断它是否是受控制的反对派——叫做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它由一个住在法国的前商人和政客领导，名叫穆赫塔尔-阿布亚佐夫。如果你搜索他的名字，你会看到有关所谓洗钱案件和诉讼的文章。他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一名部长，直到他与主要忠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政府背道而驰。他被哈萨克政府监禁，但最终被释放了，逃离了哈萨克斯坦，与其它不忠的官员一样，过上了流亡生活。从那时起，他领导的政治反对派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最多的支持。大多数与他的运动有关的人都受到了迫害和逮捕；这种情况自2017年他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上重建运动以来一直在发生。他从国外组织的每一次抗议活动都受到了镇压，公共区域有大量警察驻守。曾经出现过全国范围内互联网被限制的情况。
\n\n无论如何，现在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事情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n\n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哈萨克斯坦内部存在哪些张力？哈萨克斯坦社会中的裂隙是哪些？
\n\n真正引发民众的是发生在扎瑙津镇的事件。这个镇生产石油利润，但那里的人差不多是全国最贫穷的。该镇因2011年的血腥事件而闻名，当时发生了劳工罢工，政府命令警察向人们开枪。尽管那场悲剧悄悄落幕，但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中，特别是在该镇的居民中。从那时起，那里的石油行业发生了更多的小规模罢工——尽管这些罢工是和平的，没有导致流血事件。自2019年以来，罢工和抗议活动在那里变得更加普遍。同时，由于经济因素，人们在全国范围内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因为全世界的石油价格暴跌，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产生了影响。随着哈萨克货币腾格变得更加疲软，人们能够负担的东西越来越少。
\n\n哈萨克斯坦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村庄缺乏清洁的水，环境问题，人们生活在债务中，公共失信，还有在一个任何反对意见都可以轻易被压制的系统中存在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大多数人习惯了生活在这些条件下，而经济却为与政府官员和其他知名人士有联系的哈萨克亿万富翁商人服务。在21世纪00年代初，由于天然气储备，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人们看到了一丝希望；因此，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但这一切在2014年都变了，当时全球油价下跌，乌克兰战争导致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对哈萨克斯坦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依赖俄罗斯。
\n\n2014年至2016年有一些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它们被轻易镇压。在2018年至2019年，他们增长更多，部分归功于上述反对派商人Mukhtar Ablyazov，他利用社交媒体来获得眼球。政治抗议和活动是在哈萨克斯坦民主选择党的旗帜下组织的。这确实导致长期执政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执政近三十年后辞职，但他的职位被他长期信任的盟友，现任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接替。托卡耶夫几乎没有得到哈萨克公民的任何信任；他被视为纳扎尔巴耶夫的政治傀儡，因为他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进行广泛要求的改革，也没有对公众鄙视的政府官员采取行政行动。
\n\n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领导在其整个独立历史中定义了哈萨克斯坦社会。我之前提到，纳扎尔巴耶夫基本上是通过各种手段成为一个专制统治者，这些手段催化了他的反对派。在纳扎尔巴耶夫时期，哈萨克政府从未允许任何实际的反对派政治家通过总统或议会选举来挑战他。其余参加选举的政治家和合法政党只是长着不同的面孔，却有着相同的亲政府立场，所有这些都是一种拙劣的假象，使哈萨克斯坦看起来像一个「民主」国家，其中一个强人和他的执政党碰巧以令人信服的、甚至超现实的多数票赢得每次选举——尽管有文件证明存在选举欺诈的情况。这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其他独裁的后苏维埃国家的情况类似。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真的变得很糟糕，因为纳扎尔巴耶夫周围产生了一种个人崇拜。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的国家预算，以他的名字命名和建立街道、公园、广场、机场、大学、雕像和首都阿斯塔纳。这一切的结果是更加激怒了公众，使纳扎尔巴耶夫看起来像个自恋者。
\n\n2020年后，当COVID-19大流行病袭来时，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变得更糟。人们失去了工作；一些人买不起商品，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支持非常少，而健康限制使人们更加沮丧、对政府更不信任。然后，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食品价格上涨——这在全世界都发生了，但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它的影响相当大。
\n\n回到有血腥历史的扎瑙津镇，液化气的价格暴涨，而这个地方正是实际生产燃料的地方。在过去的十年里，这一支出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当政府停止补贴，而让市场来决定时，它最终增加了更多。
\n\n在那个城市已经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小规模抗议，但是在2022年1月1日，用于驱动车辆的液化气的价格意外地翻了一番。这激怒了人们。佢们在广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执法部门似乎对驱散抗议活动犹豫不决。该省的其他村庄也揭竿而起，开始封锁道路以示抗议。然后，在几天内，抗议活动扩展到全国。
\n\n起初是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抗议，因为我之前提到的其他问题成长一起来。这些问题促使人们更多地出去罢工和上街。
\n\n描述这场斗争中双方不同团体的不同议程。示威活动中是否存在可识别的派别或潮流？
\n\n起初，政府无视天然气价格问题，试图让人们习惯它，甚至指责消费者的高需求。最终，佢们降低了价格，但这并没有阻止抗议。然后国家基本上否认佢们在让天然气价格上涨一事中的参与，但随着抗议活动的加剧，政府开始做出更多让步，试图让人们平静下来。例如，佢们承诺推出一些政策，为人们提供经济援助，而此前他们已经忽视了这些政策多年。
\n\n但抗议仍未停止。很少有人信任或支持政府。示威的人们只是想要更好的生活，就像佢们想象中的欧洲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有些人要求整个政府辞职，而另一些人则希望有一个新的民主政府形式，特别是没有行政总统的议会形式，还有一些人希望有更多的岗位、产业以及更好的社会条件。
\n\n一些最激烈的骚乱和抢劫发生在老苏维埃首都阿拉木图，那里是哈萨克斯坦的金融大都市，也是最大的城市。人们正在抢劫商店，放火烧东西。佢们已经放火烧了在中央广场前的当地政府大楼（在哈萨克斯塔它叫做_akimats_），也烧了执法部分的首部。
\n\n依我看来，政府促成了这种局面，因为佢们没有满足和平辞职和让反对派控制的过渡政府组建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哈萨克斯坦现任总统是前总统和第一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亲密盟友，他拒绝移交权力，这让火上浇油。他坚持的时间越长，暴力事件就会越多，因为政府和抗议者都不会妥协。只要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那些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就能继续逍遥法外。阿拉木图出现了无法无天的情况；似乎没有人知道现在谁是管事的了，因为市长的办公室被烧毁了，他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整个城市都被四处走动的武装抗议者封锁起来。
\n\n理论上，该市处于宵禁状态，但实际上，执法部门不存在或加入了抗议活动——因此，据我所知，该市就像一个公社〔即，像巴黎公社那样〕。如今，考虑到事件的发展情况，我不会把那里的人称为抗议者，而是革命者——特别是看到那里的武装平民之后。
\n\n作为回应，主持该国首都努尔苏丹（或阿斯塔纳）的政府已派出各种安全「反恐」部队控制该城市，将这个通常平静的城市变成了噩梦般的战区。
\n\n![](\"https://cdn.crimethinc.com/assets/articles/2022/01/06/2.jpg\")
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被抢劫的商店。
\n介绍一下过去一周的事件发生的时间线。
\n\n抗议活动于1月2日在产油镇扎纳奥津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其他城市和村庄也开始了抗议活动，以示声援。
\n\n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发生在夜间，同时骚乱蔓延到其他城市，包括阿拉木图。1月4日深夜，阿拉木图的人们游行到市政厅前的主要广场。庞大的警察部队驻扎在那里。冲突爆发了，但抗议者占了上风。
\n\n他们在1月5日清晨被驱散，但在大雾弥漫的早上9点左右又重新集结起来。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一些执法人员甚至叛变，加入了抗议。最终，抗议者在上午10点左右再次游行到广场，并成功冲进市政厅，放火烧了大楼。政府安全官员逃离了阿拉木图，让城市处于抗议者的控制之下。
\n\n此后，总统又派了一些军队去那里，试图通过「清除恐怖分子」的行动控制局面。我不能时刻了解事态发展，但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在1月5日晚上或1月6日清晨，阿拉木图的情况变得混乱，人们开始抢劫和偷窃武器，据说还有枪声。
\n\n在其他城市，情况比较和平，在中央广场上有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我从未证实的渠道了解到抗议者已经占领了其他几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大楼，但据我所知，与阿拉木图相比，这些城市没有那么混乱。
\n\n在首都努尔苏丹，事态很平静，但人们看到大量防暴警察包围了总统府。基本上，整个总统府成了堡垒。
\n\n简而言之，整个哈萨克斯坦现在就像《饥饿游戏》。如果你看过《饥饿游戏》三部曲，或者你知道剧情的基本概要，你就知道我的意思。人们正在试图一个接一个地接管各个城市，以推翻政府。总统不想放弃权力。如果这不发生的话，我预计会出现更多的混乱，直到政府被推翻或抗议被残酷镇压，或者是更糟糕的结果。
\n\n你认为这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对于在法国、厄瓜多尔和世界其他地方爆发的应对燃料价格上涨的抗议运动是否有任何参考价值？佢们所使用的策略是什么？
\n\n我认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了其他后苏联国家（如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影响。在阿拉木图，居民们似乎借鉴了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的例子，那里的人们也冲进了政府，烧毁了建筑——但相比之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被推翻得更快。（在我看来，这部分是由于它是一个较小的国家，只有一个主要的首都城市。）迄今为止，吉尔吉斯斯坦已经经历了三次革命；考虑到它与哈萨克斯坦的距离和文化联系，因为两国都讲突厥语，我认为它的例子在哈萨克斯坦起到了重要作用。
\n\n接下来会可能会发生什么？
\n\n从我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想象几种情况。要么政府辞职，或者被推翻，哈萨克斯坦开始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要么政府以巨大的武力镇压起义，包括利用其他国家的兵力。或者更糟糕的情况——政府和反叛的哈萨克人之间长期的、破坏性的内战。
\n\n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正在请求集安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由俄罗斯、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组成的军事联盟）派遣「维和」士兵。简而言之，总统正在邀请外国军队进入哈萨克斯坦镇压抗议活动。要么武装抗议者以某种方式击退这些部队，政府倒台，要么革命者放弃并被击溃。
\n\n哈萨克斯坦面临着一个黑暗的未来。这是一场争取自由或失败的战争，而失败将意味着可能失去更多的自由，甚至可能失去主权。
\n\n哈萨克斯坦以外的人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斗争的参与者？
\n\n哈萨克斯坦以外的人支持的唯一现实方式是让人们更多地关注这些事件，也许组织一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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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翻的强人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雕像碎片。
\n在以下文字中，一位俄罗斯无治主义者思考了哈萨克斯坦的起义对该地区的影响。在这里读一读白俄罗斯无治者的视角。
\n\n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镇压、失败之后，为什么希望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燃，就像我们在白俄罗斯、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以及现在在哈萨克斯坦看到的那样？为什么在我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倒下，被警察或军队枪杀之后，人们还在挣扎？为什么我们仍然有这些机会来体验变化和兴奋的风，让我们尝到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可能？
\n\n我们可以从哈萨克音乐家Ermen Anti的歌词中感到一些答案，佢来自一个名为适应的乐队。
\n\n\n\n\n无论他们如何射击，子弹都是不够的。
\n
\n无论他们如何碾压，尽管如此，幼苗
\n公正愤怒，正在萌芽
\n普罗米修斯的孩子们，把火种带给冰冷的人们。
当我们审视过去几十年在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事件时，我们要问，在国际层面上，为解放而斗争的倡议和运动之间的合作可以达到什么。这种联系可以使我们交流政治和文化经验，加强这些国家的人民应该共有的共同事业。然而，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程度相比，无治主义运动是脱节的。
\n\n哈萨克斯坦可以成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世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个例子。今天，俄罗斯的人们一想到要表达任何形式的异议就会担心自己的生命。但是明天，我们可以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再次！）和其他国家的城市中看到扎纳乌津和阿拉木图。我们可以忘记「这里不可能发生」的保证——什么能发生，什么不能发生，首先取决于我们能够想象和渴望什么。
\n\n当情况像我们今天在哈萨克斯坦看到的那样发展时，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社会中与其他人联系是多么重要。今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甚至常常可能不在街头的人们中间，他们肩并肩地相互战斗和防卫，或者做其他重要的工作来支持起义。为了做好准备和联系，我们需要能够面对我们社区内和整个社会内的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能够与我们周围的人沟通我们的想法并提出建议。矛盾、分歧和孤立正在扼杀那些本来可以为斗争奉献生命的同志们。当我问自己，需要什么才能让我们在街上和人们的家里看到对方，一起行走，互相照顾，一起战斗，我想象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接近对方——使我们都有可能进行斗争，发展，生存。
\n\n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在对待彼此和他人的方式上需要改变什么，我们如何对待斗争和我们的运动，以使它们成为生命和灵感的源泉，能够为人们提供思考、斗争和生活的方式？
\n\n例如，我们记得哈萨克斯坦的女权运动，在2010年代的一些年里，它是公众关注和讨论的中心。它出版了一本女权杂志，在哈萨克斯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提出这个话题，沿着家庭暴力和父权制的断层连接了很多团体和社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如何定位自己的问题，将我们与社会中其他广泛的人联系起来。
\n\n我们前苏联共和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抵抗和起义遗产可以借鉴。我们需要相互联系，以便我们能够利用这一遗产。
\n\n声援和支持在哈萨克斯坦和所有后苏维埃国家战斗的每个人。正如人们所说，狗可能会吠叫，但大篷车将继续前进。今天，他们可能会踩着我们的脖子，但斗争不会停止，那些倒在阿拉木图街头的人不会被遗忘。
\n\n昨天，在苏丹，在反对10月25日夺取政权的军事独裁政权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中，国家军队多次对抗议者使用实弹，造成至少4人死亡，多人受伤。自10月25日的政变以来，安全部队已经杀害了数十名示威者。然而，一场以地方抵抗委员会和勇敢的街头示威为基础的强大运动继续抵制军方的权力巩固。我们提出以下对示威活动的无政府主义参与者的采访，希望能帮助苏丹以外的人了解情况。
\n\n2018年12月，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针对统治苏丹约三十年的独裁者奥马尔·巴希尔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巴希尔于2019年4月逃离；然而，针对夺取政府控制权的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的骚乱、封锁和静坐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占领了首都喀土穆中心地带的Al-Qyada广场的领土。与委员会有关的军事化部队加强了对抗议者的攻击，在2019年6月3日达到高潮，他们野蛮地驱逐了静坐示威者。他们在袭击Al-Qyada广场的占领区时进行了特别残酷的屠杀。
\n\n作为回应，6月9日至11日的大罢工笼罩了苏丹大部分地区。然而，该运动的一些代表随后与政权进行了谈判，达成了一项权力分享协议，其中由军方和民间代表组成的临时政府将管理向新政府的过渡。这一协议随着10月25日的军事政变而终结。
\n\n对苏丹首都喀土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采访，第一部分发生在12月28日。 第二部分是在12月30日的全国性示威活动后立即写的。你可以通过他们的脸书页面了解更多关于苏丹无政府主义者集会的信息。当我们了解到苏丹以外的人们如何能够最好地支持他们时，我们将更新这篇文章，提供更多信息。
\n\n采访是用阿拉伯语进行的，并被匆忙翻译。为了清楚起见，我们将一些问题和答案合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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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首先，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你们小组的情况。
\n\n该组织于2020年底在喀土穆成立，当时我们在喀土穆召集了所有无政府主义者。自2018年12月革命以来，我们一直在一起，有些人从高中和大学就认识了。
\n\n我们喀土穆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抵抗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在与其他革命者的游行中升起旗帜，我们通过在墙上涂鸦来促进无政府状态。
\n\n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们支持言论自由和个人自治。
\n\n你们与苏丹以外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任何联系吗？
\n\n你们是我们在苏丹以外唯一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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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除了你们，还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团体吗？或者就你所知，只有你一个人？
\n\n在苏丹的苏丹港市有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正在联系他们，以便我们能与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希望最终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无政府主义者聚在一起——通过认真的努力，我们将一起把无政府主义传播到全世界。
\n\n苏丹有无政府主义斗争的历史吗，还是说它是一个新事物？
\n\n在2018年革命的第一次游行中，反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实践第一次在苏丹出现了。但媒体的报道非常薄弱，因此它被忽视了。
\n\n人们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应如何？无政府主义者与更广泛的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是什么？
\n\n人们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态度是两极分化的，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的革命同伴与我们有凝聚力，完全团结在一起；我们与他们一起进行这场斗争，颠覆法西斯制度，从组织上讲，建立一个横向系统，从经济上讲，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系统。“革命”的要求与我们非常相似。
\n\n你能告诉我们苏丹目前的情况吗？据我们了解，至少从2019年开始，抗议活动就一直在进行，首先是反对[前国家元首]奥马尔-巴希尔，现在是反对军政府。此刻，国家军队或其他方面正在进行哪些形式的镇压？
\n\n自2018年12月以来，革命一直在进行。革命开始时，抗议活动被奥马尔·巴希尔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政府暴力镇压，2019年4月11日，我们占领并静坐在苏丹军方总司令部，推翻了这个政府。但不幸的是，这次占领后来被镇压了。500名革命者被杀害，我们的革命被军方的指挥官和“软着陆”偷走了。1 2019年8月17日，他们（过渡军事委员会，简称TMC，和自由力量，简称FCC2）同意了一个为期39个月的过渡进程，以恢复民主。然而，我们这些革命者并没有停止–我们继续抗议军方，希望让过渡政府过渡到一个真正的“技术官僚”文职政府[即一个由平民而不是职业政客组成的政府]。
\n\n然后[2021年10月25日]政变发生了，军方解散了文职政府并逮捕了其成员。
\n\n但我们没有放弃。虽然自政变以来，他们使用催泪瓦斯、眩晕手榴弹和实弹，杀害了47名革命者，并使1200人受伤，但街道上再次充满了对他们的蔑视和反对。我们现在仍然在抗议，并以推翻他们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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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你对苏丹的非无政府主义团体的立场是什么？你是否与他们合作？如果你们与他们合作，你们的合作的性质是什么？
\n\n我们已经从参与革命的“政治孵化器”3中分离出来，我们与由所有革命运动组成的革命同伴组成了抵抗委员会；我们开始在街头领导革命，推翻政府，尽管我们面临来自他们的暴力。我们用没有保护的胸膛和非暴力的手段来面对他们的暴力和子弹，比如石头和路障，这些都是已经形成的（保护参加游行的人不被逮捕，阻挠政府的部队），必要时我们会使用燃烧瓶。有时我们与警察和其他民兵发生冲突；我们放火焚烧他们的汽车，并给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个痛击。
\n\n他们有时会向我们发射实弹，导致受伤或死亡。
\n\n还有什么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吗？你对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有什么要求吗？
\n\n我们在星期四有大量的游行和抗议活动计划。在当局封锁网络之前，我们已经和其他革命者一起决定了游行的路线；所有的游行都是朝向共和国宫的。这些游行将遇到过度的暴力；我可能会死，因为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在前线，我们在街上组织游行。
\n\n我们要求物质支持，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赞助商。我们从口袋里花钱，我们的钱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苏丹的物价已经很高，作为年轻人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无政府主义者都能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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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在进行上述采访的两天后，在12月30日的示威活动结束时，我们从苏丹无政府主义者集会的联系人那里收到以下信息。
\n\n我们无法到达皇宫。他们用巨大的干货集装箱阻塞了道路，封锁了乌姆杜尔曼和巴里市（这些城市的人都不允许进入喀土穆），然后他们在喀土穆（皇宫所在地）对我们实施暴行。
\n\n他们向我们实弹射击，甚至使用了DShK4，造成了我们人数的伤亡。他们还袭击了记者，突袭了Al-Arabiya（一个电视新闻频道）和al Hadath（另一个电视新闻频道）的大楼；他们逮捕了他们的雇员，但已经释放了他们。他们还突袭了医院，袭击了医生，逮捕了他们，也逮捕了我们受伤的同志。
\n\n他们不允许我们带走烈士的尸体进行埋葬。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取回并埋葬了两个。我们正在努力为其余的人做同样的事情。
\n\n我们的手机不够先进，无法拍下他们的暴行，但一些拥有先进手机的人设法拍下了他们的一些暴行。
\n\n到目前为止有四名烈士，但有许多活生生的人受伤。荣耀归于烈士，死亡归于军队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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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迈德·阿拉明·阿尔库努纳、穆斯塔法·穆罕默德·穆萨、穆罕默德·马吉德·穆罕默德“贝博”和穆塔瓦基尔·优素福·萨利赫于2021年12月30日被苏丹国家杀害。
\n翻译：“十二月革命的烈士；军事委员会政变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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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烈士艾哈迈德·阿拉明·阿尔库努纳 日期：2021年12月30日 伤情：头部中了一枪 殉难地点：乌姆杜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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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烈士穆斯塔法·穆罕默德·穆萨 日期：2021年12月30日 伤情：胸部中了一枪 殉难地点：乌姆杜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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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烈士穆罕默德·马吉德·穆罕默德·“贝博” 日期：2021年12月30日 伤情：头部中了一枪 殉难地点：乌姆杜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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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烈士穆塔瓦基尔·优素福·萨利赫 日期：2021年12月30日 伤情：胸部中了一枪 殉难地点：乌姆杜尔曼
\n\n2011年，“软着陆”一词在苏丹被用来描述向奥马尔·巴希尔提出的通过谈判转为文官统治的建议，并对其战争罪行进行某种形式的赦免。此后，它被用来描述政权和反对派之间的拟议联盟，其中反对派将停止试图推翻政权以换取权力分享，同时也被用来描述对美国政策和一般现状的屈服。 ↩
\n自由与变革力量（FCC）是一个由民间社会团体和政党组成的联盟，一直在组织抗议活动。它是与过渡时期军事委员会（TMC）谈判恢复文官统治的一部分。 ↩
\nالحاضنة السياسية–直译为“政治孵化器”–描述了过渡政府本应在苏丹发挥的作用。 ↩
\nDShK是一种苏联时期的腰部供弹重机枪。 ↩
\n